，我并不认识他。在采访中，他发自肺腑地赞扬了英若诚。通过与他那惟一一次的接触，我学到了日后进行人物采访时的要领：一定要抓到被采访对象身上闪光的精髓！如果我都不能被感动，我又怎么能去感动观众呢？
任宝贤毫无“同行是冤家”的恶习，他的虚怀若谷得到了我深深的尊敬。但是，我一九九六年夏天回北京的时候，得知任宝贤自杀的消息，深感意外。和很早以前听到优秀的人艺演员董行佶自杀的消息一样，任宝贤的轻生，令我非常惋惜。
谁都可能有想不开的时候，谁都可能有精神崩溃的时候，谁都可能有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时，只要有人能给予一点点关怀和温暖，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臂之力或者只是充当一名听众，就有可能从生死界上拉回一条鲜活的生命。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主题曲的这句歌词充满感情和哲理。
在《他为祖国争得荣誉》的后期编制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也体会到电视制作的辛苦和甘甜。
在采访中，我被指点去求助于周七月，他那里有在美国电视播放时收录下来的《去中国的路上》，其中包括了英若诚在首都剧场为鲍伯·霍卜兴翻译的画面。七月是诗人周巍峙和歌唱家王昆的儿子，他在“文革”中坐了牢，还差点遭到毒手，是个受过苦的人。他借给我的VHS《去中国的路上》，由于是美国N制的带子，与中国的P制电视不相匹配，于是，周七月大方地连同他的多制式VHS放像机也借给了我。
回到电视台，因为过了电梯开放的时间，我双腿发软、气喘如牛地抱着机器登上广播大楼十楼机房去转换制式，然后再送还给七月。虽说前后付出了不少功夫和辛苦，体现在屏幕上也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但我为了节目尽可能地完美，作了最大的努力，感到非常值得。
《他为祖国争得荣誉》后来在全国优秀电视节目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应观众要求，节目多次重播。总编室节目组的李玉英和马彦清还为此在电视台举办了观众座谈会。当时《人民日报》的著名记者刘宾雁也到场予以赞扬。
制作完《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三、四年后，我离开了中国。后来，听说英若诚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一九八九年过后，听说他又不当文化部副部长了。英若诚是一位艺术家、翻译家，有的是用武之地，不做官也罢。
播出《他为祖国争得荣誉》的同年冬天，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研究生演出的中国话剧《家》。这个节目，是我在录制《他为祖国争得荣誉》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八十年代初，英若诚曾和曹禺先生访问美国。英若诚还应“斯诺基金会”之邀，为埃德加·斯诺的母校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戏剧，并排练了曹禺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话剧《家》。不仅公演受到了美国观众的欢迎，录像还在电视里重播过四次。
电视以画面为主要表现手段。在《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中，我需要尽可能地利用一些资料镜头。当我借到了美国人演出的中国话剧《家》的时候，很有一种骄傲的感觉：不是只有中国人演出外国名剧的份儿，中国优秀的剧作也同样在外国的舞台上受到欢迎。
那时，我们的摄制小组正要去上海电影译制厂，拍摄英若诚参加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译制工作的镜头。我想，何不捎带译制一部美国人演出的话剧《家》，也让中国观众有机会看看外国人演出的中国话剧？
当年的上海电影译制厂有着一批绝对优秀的配音演员，如乔臻、刘广宁、毕克等。即使不看画面，仅由他们来朗读《家》的台词，都已经是莫大的艺术享受了，何况美国人的表演也确实不错呢！
我知道，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的编制下，《家》的译制工作绝不是我份内的事。我确实有些“不务正业”。但那是从我借来的资料里发现的节目，又已从英若诚那里解决了版权问题。资料一旦归还，便一切免谈了，所以，及时落实此事，非我莫属。我认准了那是值得一做的事情，于是，在临去上海前，便楔而不舍、分秒必争地“上蹿下跳”，大有不批准译制《家》绝不罢休之势。
当时的总编室主任是陈汉元，是他的首肯，才使美国人演出的《家》得以译制。后来汉元兄对我的议论传到了我的耳中。他说：“只要是大渝想干的事情，那件事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了。”我搞不清汉元兄对我是褒还是贬，我也搞不清他是不是在被我麻烦得无可奈何之时，为了图个清净，才批准了译制费用？
不过，我每次制作节目，似乎个个都要经历一番软磨硬泡、据理力争的辛劳。
作为一个演员，能参加《家》的演出是件很过瘾的事情。《家》是个中国剧本，若不是由于《家》为美国人所演，配音演员就绝少有过瘾的机会了。在上海译制厂为《家》配音期间，很多已退了休的老演员都主动要求回厂参加配音工作，哪怕为台词不多的四姨太、五姨太配音都行。
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们，所得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