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合乎要求的节目带寄到北京。
我虽然回到了北京，但却始终惦记着上海的那组节目。春节前，牛犇准时把幽默欢快的节目带寄到了。一些知名的老电影明星都出了场。“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的心窝。”节目最后以一曲《祝愿歌》结束。
导演王扶林看了录像带后连连夸赞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其实，我并没有在上影的那组节目里付出太多的辛苦。节目的成功建立在那些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老艺术家的功力上。他们单纯执著、可敬可爱，总想抓住机会，多做一点事情。我感谢牛犇。
“相声反串京剧”进入连排阶段时，全体演职人员都集中到了位于丰台的京丰宾馆。我仍然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
正值寒假，两个孩子都在我身边被训练成了很负责任的小剧务。苗儿还在《萧何月下追韩信》高矮胖瘦四个龙套中，客串了一个小龙套。几位相声演员开玩笑说，我们娘儿仨可以开办一个绝对专业的“演出公司”了。
后来，我制作《人物述林》专题节目的时候，在开始采访阶段，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带着孩子一同前往。我要让他们看到更多中国人中的精英，潜移默化地使他们懂得未来做人可以达到的高度。
在现行体制下，只有电视台这种单位才有实力组织起“相声反串京剧”的演出。那组名为《新春乐》的节目，不只在一九八二年春节如期和电视观众见了面，《萧何月下追韩信》还在春节期间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做了演出。
组织“相声反串京剧”，虽然又做了一件实事，效果也还不错，但我并不快乐。一颗伤痕累累的心，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平复。我只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找个精神寄托而已。
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我也总是把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完全放在节目制作中。从清晨到深夜，孤独地面对着编辑机，我得到了创作中的莫大享受，也忘掉和远离了一切人世间的纷争和烦恼。
春节节目《新春乐》播出以后，十五、六年过去了，似乎再也没有人组织过“相声反串京剧”的演出。当我在美国听到侯宝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时，不禁又想起了他在一九八二年倡议的“相声反串京剧”，那竟成了中国近五十年来惟一的一次。
从一九六零年六月至一九八七年七月离开中国，我在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和专题部编辑、记者的岗位上，一共工作了二十七年。虽然在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时间不到其中五分之一，但那段人事关系单纯温馨又能做些实事的日子，永远是我在中国整个的电视生涯中最为留恋的时光。
组织完《新春乐》以后，我开始了在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工作。此后，我不只年年超额完成工作定额，还在全国优秀电视专栏节目评选中获得过一、二、三等奖。两个孩子也得到了不亚于他们同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还得到了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开阔眼界的机会。
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对于国家，我尽所能地奉献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也毫不愧疚。当然，我所热爱的电视事业，也给过我莫大的精神寄托。
在《人物述林》组，我选择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北京人艺的演员英若诚。我没有料到，那个节目居然一炮打响，获得了一等奖。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神圣殿堂。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以及《伊索》和《悭吝人》等许许多多剧目都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从我少年时代起，北京人艺的老一代演员，都是我心目中崇敬的艺术家。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后，由于电视转播得天独厚的机会，人艺的话剧我更是场场必到。
《人物述林》组的宗旨是介绍古今中外杰出的人物。我希望给观众介绍些普普通通而又活生生的人。人海茫茫，先介绍谁呢？随朋友去拜访作家李陀和电影导演张暖听夫妇时，李陀建议：“去采访英若诚吧，他可是给咱们的国家争得了荣誉的人。”干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英若诚便成了我采访编制的第一个人物，节目就叫作了《他为祖国争得荣誉》。
我当年并不明白李陀为什么介绍我先去找任宝贤了解英若诚的情况。但从任宝贤那里听到的几件事的确使我激动了。
鲍伯·霍卜是美国著名的喜剧大师，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会逗得观众哄堂大笑。一九七九年他在中国拍摄大型歌舞特辑〈去中国的路上〉，曾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插科打诨，说美国的“单口相声”。就像让侯宝林在美国说相声一样，面对着满剧场的老美，也照样知音难逢。就在鲍伯·霍卜尴尬的时候，英若诚突然跳上台去用几近相声的幽默语言为他做了即兴翻译。用任宝贤的话说，中国观众在大笑之余，都有一种“英若诚可给咱们中国人露了脸”的感觉。
任宝贤还介绍了英若诚在促进中美戏剧交流方面所做的大量为人所知和不为人所知的工作。
任宝贤也是北京人艺的演员，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