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认了命。我把精神都寄托在了工作上，不但没有改变个人生活的打算，并还持有修补裂痕的愿望。待我自己打电话回家已经够没意思了，但得到个“你自己想办法回来吧”的冷冷回答时，就更加没意思了。
那个雨夜，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一直坐到夜深雨停。从广播大楼到西单的三站路程，我没有搭乘“大一路”。我不想回家。华灯的倒影映照在长长的东。西长安街上，我一个人踟蹰而行，感到这世界上只有我孤独的一个人。
多少年了，我仿佛一直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可又说不清楚我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文革”结束后，我曾常常发火。有一次，七岁的儿子在新街口粮店前对我说，如果家里有一个礼拜不吵架，他就觉得特别高兴。我很心酸。我对他说，你还太小，有些事还不能懂，要不是为了你和妹妹，我可能早就离婚了。
其实，在婚姻中，我还肯吵闹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坏事，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想改变些什么的指望。此时，如果懂得婚姻危机的根源，精心修补，婚姻或许有救，而对于我们之间缺少了的东西，他似乎毫无感觉。
那次雨夜独行之后，我不再发火了。对婚姻的前途来说，连架都懒得吵了的沉默是致命的。
那时，正是我开始从单纯播音向采访、撰稿。编辑、播音全方位的主持人方向发展的时候，我渴望加盟王元洪刚刚组建的《人物述林》专栏。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可以从事业的乐趣中得到弥补，我并没有离婚的打算。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这众多人口的潜能常内耗在各种名目的人事矛盾之中，某些政工人员又以“党管一切”的名义将干涉他人私事为己任，猜忌、嫉妒、红眼、报复之类的弊病屡见不鲜，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空气十分令人窒息。
访日归来不到两年，我遇到另一次人生坎坷的时候，恰是我的婚姻濒临破裂的边缘，但是，我的前夫在复杂的人事纠葛中，以我们的婚姻矛盾为砝码，加到了所谓的“组织”一边，终于使我毫无反顾地走出了第一次婚姻。
其实，我的前夫不过是一颗被利用了的棋子。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在新街口街道办事处门口，我听出了他对“组织”的埋怨和悔意。他说，当初那么起劲，现在怎么都撒手不管了？
因为加班过多，我积累了近二十天的存休。当时的顶头上司曾让我根据工作日程自行安排补休。但正是那自行安排的一天补休，却给我带来了一场灾难，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有一个朋友，刚刚搬到劲松小区的新楼。她要我利用去深圳出差之机，为其新居扛回一个浴室用的塑料壁柜。那时的国内市场，商品远不似如今这样丰富。夏天样子秀气些的女式塑料凉鞋得托人到上海去买，塑料制品家具更要远到深圳才有。
我从深圳回到北京的当晚是个星期四，和一起出差的同事顺便说了我的去向之后，就乘坐了那位托带东西的朋友为我安排好的日本“农家乐”小车把壁柜运去了她家。那是个天蓝色的小壁柜。为此，我在她的新居留宿了一夜。我想，后来谣言中所说的把我从北京机场径直接往日本驻华使馆的小卧车，大约就是从这辆没棚的日本小货车演绎而来的。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离开时，朋友的母亲正为周末乔迁喜筵的菜肴发愁。她大家围秀出身，并不是位好厨子。我以为拥有了自行安排存休日的权力，便很踏实地“见义勇为”，帮她去了趟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不料，正在我帮着老太太杀鸡的时候，我的朋友气急败坏地跑了回来，她说，“大事不好”，公安局要对“失踪”的我进行“通缉”了。
原来，专题部记者王元洪接到去采访一位非洲国家元首的任务，便到播音组点名找我与他同去工作。这种差事王元洪基本上只找我合作，所以十分招嫉。为此而产生的人事矛盾不言自明，假如恰是我的上司成为了我矛盾的另一方，于我则是祸不是福了。或许我这种猜测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但我实在没有料到，为了那一天我自行安排的补休，在还没有弄清我的下落的情况下，竟会闹到要公安局对“失踪”的我进行“通缉”的地步。
刹时间，从生活作风、经济犯罪到政治问题，凡是能加到一个女人身上各种版本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
自那以后，对我漫天飞舞的谣言发展到了离奇的地步，诸如：走私黄金、倒卖兔子、看见我在日本大使馆的院子里溜达、会四国外语以及五花八门的桃色诽闻。而且，越是不认识我的人，对我越“了解”。连日本某通讯社居然都登出了一条新闻，说我走私情报，“已被捕判刑”，甚至是“确定无疑的”。
《参考要闻》是一本类似三十二开杂志的中国上层每日出版的内部资料，俗称“大参考”。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写的那条被转载在“大参考”上的“新闻”时，正陪朋友去拜访一位老者。那位老者曾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他请我吃苹果的时候开玩笑说：“你还不错，坐了监狱还能吃苹果。”在我莫名其妙之际，我在他家见到了今生第一次，也是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