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他是党员，属于那种在基层定是“五好战士”，在北京又是“五好文工团员”的一类，极其正统。
不言而喻，我的“反革命”身份给原本政治条件不错的他抹了黑。我被“揪”出之后，他曾在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要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这张纸又孤零零地醒目地被摆放在书桌正中我必看得到的地方，显然是对我的示警。每天早晚，房间里虽然只是我们两个人，可他也绝对要让我和他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唱《东方红》，还得“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再话说当年，那个场面似乎十分滑稽，但那确是当年大多数“正统”的中国人的真诚，尽管愚昧迷信得如此透顶。
就在我“夹起尾巴”做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日子里，虽然内心深处从没怀疑过自己是个好人，还认为中国人的想法如果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能不好吗？但是，在我自己的丈夫面前，我却永远得像在“党”的面前一样，从不敢讲一句犯禁的话，就连小弟大谷被无端关押了四年我常暗自流泪的时候，对他却四年如一日，滴水不漏，只因怕他去揭发。在他长久见不到小弟而起疑时，我仍守口如瓶，直至林彪爆炸，小弟回家。
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多年来僵化教条的教育和自身的局限，当年，我的前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绝没对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奇谈有过任何怀疑，并认为惟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怪论才是行动的正确尺度。我当了反革命，他后悔与仅仅交往了半年的我，因“不够了解”就结了婚，以及婚姻撮合者为他介绍“错”了对象而觉得对不起他的心情，我至今抱以理解和谅解的态度。我了解那个时代。
尽管自第一次婚姻伊始，政治便搅进了我的婚姻，但如果在我的“文革”逆境中，在外受到不公正的批斗羞辱之后，回到家里，我的丈夫也能像自幼的挚友郭言一样，让我在他的面前畅所欲言，得到安慰，再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的成熟，我们的婚姻或许也会成长。但是。在我的逆境之中，在自己的家里，我连句能够发泄郁闷的真心话都不敢说，非得在憋闷得忍受不了的时候，单独跑到好友孙文冬和郭言家去大放“厥词”，才能得到疏解。
我是多么羡慕孙文冬和她的丈夫李观承之间的毫无顾忌的谈话啊！从少年时代起，我在集体中生活居多，我喜欢朋友，而我的朋友又大多不够正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时，我的丈夫是我朋友圈子局外人的感受格外强烈。如此，一个原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婚姻在婚后的八年“文革”中并没能成长。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懂得还有除了“才华横溢”以外的许多东西能使婚姻得以维持和成长。从女人的角度来讲，诸如：男人的体贴、大度和宽容，富于活力的朋友圈和幽默感，危难中的无私相助以及和谐的夫妻生活，等等。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存在于我的婚姻之中。
我刚刚走出十二年的婚姻，又回到马将军小院的一天，一个曾与我的前夫一起当过兵的不速之客突然走进了我家的小院。他说，他从西城骑车赶来，只是想向我提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不早些离婚？二是，我觉得我的前夫有朋友吗？我告诉他，为了孩子和顾忌舆论，所以我没有离婚。说到我前夫的朋友，我说，如果有的话，你是惟一的一个。他说，我们只是战友，我那时去你家前，都先要问问：“大渝值不值班？”你不值班的时候我才去，我喜欢和你聊天。
来去匆匆的他，爱写文章，爱探讨问题，不“左”，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日益严重的神经性咽炎，我去上海求治于林俊卿大夫时，曾好奇地去请一个有名的瞎老先生“算命”，不料，刚一进门，只听得：“属牛和属羊在一起的不要来找我，早早晚晚要分开。”我没再说一句话，便走了出来。我的前夫属牛，我属羊。当时我不过把这看成个笑话，但后来果然被他言中。这是怎么回事呢？人类的姻缘果然早在“月下老”的掌管之中吗？
老时候的中国人在婚姻中讲究的“门当户对”或许不无道理？如果双方的背景、个性、教育和经历都大相径庭的话，共同生活中各方面的格格不入大约在所难免。
我和我的前夫都是不坏的人，只不过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却彼此都在错误的年代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婚后的十多年来，我的心时时感到孤独和饥渴。我虽已过而立之年，但在感情上可能还在追求着从少年时代就幻想着的“美丽的星星”。
一个夜晚，我在已经少有人迹的电视台等候着，等候着直播完节目最后的简明新闻和结束语再下班回家。
那是个雨夜，我没有雨具。我多么希望我当时的丈夫能打来个电话，问问要不要给我送把雨伞？其实，我自然不会要求他单程奔波四五十分钟，仅仅为了送一把雨伞。那时，我的婚姻，虽然已濒临破裂，但放眼望去，在我熟识的同代人的生活中几乎见不到文学、戏剧和电影中描绘的那种令人神往的美好爱情，加之顾及舆论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