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次的《参考要闻》。
看到那条日本通讯社的“新闻”，我惊呆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播音员，是被一位打成“右派”的电台播音员形容为“肉喇叭”的播音员而已，除了每天播送的天气预报，我又能有什么国家“情报”可去“走私”的呢？
赴美后，我才知道这大千世界还存在着一项“诽谤罪”，日本人在他们的媒体上白纸黑字地对我公然造谣，已构成“诽谤罪”无疑，但当时的我却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
对一个人来说，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说是加油站也好，说是避风港也罢，总的来说，家人的支持，特别是危难之中的支持，往往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假如在我访日归来的那场危机中，我的前夫采取了搁置个人恩怨而拔刀相助的做法，依照我的个性，我们的婚姻或许会因此而起死回生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纵观我所听到的五花八门的离奇谣言，许多都与日本有关。这便是我前夫的“贡献”。我一位好友的被称为“日本大叔”的邻居，是日本归国华侨，并仍有家人侨居日本。访日归来，他们曾托我的朋友请我数次赴宴。这一交往，使我的前夫耿耿于怀。在我陷入单位人事危机和我的婚姻濒临破裂的时刻，我与“日本大叔”家人的来往被他提供为推波助澜的炮弹。我猜，一切“日本大使馆”或一切“日本人”类的谣言版本大约都源于此处。
平心而论，但凡对“文革”前后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工作有些常识的人，那些漫天飞舞的谣言哪经推敲？但当时确是传得五花八门。
第二天，当那一、两位“组织”从同去深圳出差的同事处得知我的去向，给我的朋友打了电话，找到了我之后，却要我交待其间分分秒秒的行踪。我是个“顺毛驴”，坚决拒写“交待”。在电话中，我对那位领导说：“如果你每天的行踪，包括上厕所都得向你的上司报告的话，我才告诉你我的行踪。”我激怒了他。他说：“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我答：“负责就负责！”摔了电话之后，我“罢工”了，几乎整整一年没上班。
当年，个别领导干部生活不检点，可谁敢有半句非议？但对待一个多年来认真努力工作的普通人，就算在处世上有些不周之处，何不坐下来像长辈似的、像朋友似的好好谈谈？对一个平头百姓怎么竟如此粗暴？我感到十分寒心。
往事如烟……婚姻的不谐调没有对错可言。有人说，婚姻关系就像鞋和脚的关系，合适与否，只有脚趾头知道。但是，将纯属私人范围的恩怨和纠葛搅进工作单位的人事矛盾之中，基础原本就并不牢固的婚姻何以能够再凑合下去？就在把凡是能泼到我身上的脏水都泼够了以后，则物极必反了。我毫无留恋地走出了那个有着太多“文革”烙印的婚姻。
在法院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被争取到了我的手中。我深信我会带给孩子更好的成长条件。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我的前夫，我已不心存忌恨。每个人都有做人方式的自由，每个人的成长也都需要时间。岁月流逝，面对着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人都会有所变化。而且，他毕竟是个父亲，两个孩子已经都被我“拼”了过来，与我生活在一起，我不想再对他有所伤害。
但是，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虽然我的内心时时感到脆弱，时时感到疲惫不堪，但是，为了孩子，我没有丝毫软弱和伤感的退路。我知道我必须挺住！只有我成了强者，孩子才有安全感，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或是因为我长大成人后一次次坎坷的经历，多年来，我格外看重生活中对我充满了人情味的人们。我始终铭记着那些在中国整人成风的年代里，给予过我支持、理解和关怀的朋友。同事和领导们。
尽管当年个别的“组织”催化了我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但我始终记得一些正直的政工干部。其中，特别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当年把我选拔进电视台的人事干部郑薇。我深深感激她在祸从天降，直至我离开中国前夕，对我一次次的谈话，那充满信任、关怀和感人至深的谈话。
就在社会上对我的谣言如大军压境之际，曾在“文革”中主持会议把我打成反革命的赵忠祥，却做了一件出我意料的事情：过年前夕，他托人给我捎来了一只鸭子，没带一句话，也没附一个字。那大概是单位分给员工的年货。那只鸭子，唤起了我感慨万千的回忆。我伤感地想起了我们一起在电视台初创时期度过的青年时代，想起了那段纯洁向上的日子。
为了打发时光，我报名参加了一位名叫陈坤的年轻服装设计师举办的日本原形服装裁剪训练班。结业时，虽然我设计。裁剪和缝制的一件连衣裙在评比中获得了二等奖，但那毕竟是一段很不快乐的日子。
马将军小院里养了一只猎。每当看见那只并不名贵的老猫，毫无烦恼、自由自在地在屋顶和墙头跳来蹦去的时候，对比人世间躲都躲不开的纷争和干扰，我觉得“人不如猫”。
十数年前，在中国一个宿舍大院里，我曾被一对每天傍晚散步的老夫妻深深感动。老先生是位大学教授，年轻的时候可能英俊潇洒过，但那时已经弯腰驼背，比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