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受到过电影上“鬼子进庄”时“米西米西”一类的粗俗日语的“熏陶”。在NHK空闲的时候，除了能用些汉字与日本朋友作些笔谈以外，我能和他们“说”些什么呢？
在日本，令我感触至深的是：NHK的大小官员每当提及自己属下的时候，都褒奖有余。他们不是说某某先生绝顶聪明，就是讲某某女士非常能干，绝无嫉贤妒能，生怕属下超过自己之嫌。长官如此推崇属下，自然使人想到：拥有一群聪明能干下属的长官岂不更加优秀？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士为知己者死”。遇到一个如此看重和赏识自己的上司，谁个不愿两肋插刀，谁个能不忠心奉献？
相形之下，当我在外国的土地上，像战士一样为自己的国家冲锋陷阵，高度紧张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却怀着如此阴暗的心理像防贼一样站在我的背后监视着我！而且，不顾中国人的面子，做得如此愚蠢。难怪人们都说，一个中国人对付一个日本人，一定是中国人占上风，而一群中国人对付一群日本人，中国人必输无疑。
“文革”以来，虽然我已对中国人整中国人的事情见怪不怪，但赴日工作期间一些令我莫名其妙的现象有了答案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同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国人的古训毕竟有些道理。
赴日的采访报道获得了成功。回国之后，观众的一片赞扬之声，掩盖了那位领队在外的作为。我和几位相知的同行者也曾议论过向台领导报告他在外造成的恶劣影响，但我最终并没有付诸行动。我不习惯打小报告。况且，即使我说了又能改变些什么呢？那位领队当年只不过是个根红苗正的普通记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政策的开放，相信他会有长进。
粉碎“四人帮”以来首次出访日本的切身感受，使我在五、六年之后带队前往美国、英国和法国拍片的时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带队方式。我们的摄制小组像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充满了友爱与信赖。大家全力以赴，节目个个获奖。我从心底希望人与人之间少些猜忌和倾轧，多些理解、信任和友情。
当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完成了任务，在北京国际机场落地，进入海关的时候，同去日本的工作伙伴们都对我说：大渝，走在前面。海关人员就像欢迎出征战士的凯旋一样对我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我这才意识到，那次电视报道不负众望，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观众的肯定。在日本的土地上，我们与日本同行旗鼓相当，中国人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尊敬。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如今四十岁上下的许多中国电视观众，对邓小平一九七八年日本之行的电视报道仍然记忆犹新。
那次采访，我是封面人物，作为幕后功臣的老朋友，同去日本的编辑陈汉元，摄影师马靖华、李少武等都是颇具水平的老电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电视台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他们也有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其中，从我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大孩子时就始终钦佩的汉元兄更是以一篇篇才华横溢的解说词驰骋在中国的电视舞台上。
说起陈汉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七八年十月，在东京帝国大厦四十层楼上，出席日本广播协会主席欢迎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的宴会时，他指着我们脚下好几层亮堂得如同水晶宫殿般车水马龙的立体交叉桥对我说：“大渝，你看看，这才是当今的世界！”
水晶宫殿般地明亮和干净异常的感觉，是日本之行留给我的强烈印象。一个国家的电力能力和生存环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回国的时候，当飞机腾空而起，我回首苍茫暮色中的日本列岛，竟如神话故事中海龙王的水晶宫，璀璨辉煌，而飞机将在北京国际机场降落前，极目望去，一片黑暗之中，只有星星点点的昏黄灯光……
几十年来，在陈汉元一篇篇才华横溢的电视片解说词里，对养育自己那片热土的一往情深表露无遗。初访日本，他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差距。他具有世界公民水准的话语，不是自惭形秽，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一种急起直追的觉醒。在我看来，这便是他日后参与推出电视片《河殇》的本意。人非圣贤，偏颇在所难免。但这种知识人的敏锐与激情，恰恰是振兴中华民族所特别需要的宝贵精神，这应该得到珍惜和爱护。
闭关锁国的岁月，中国的宣传机构并不可能把世界经济发展的真相告诉中国人，也不可能把中国与别国科技发展的差距告诉中国人。作为新闻队伍中的一个普通成员，我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到了日本，当我第一次看到复印机的时候，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惊诧不已：世界上竟还有如此神奇的东西！我这才恍然大悟，曾是我多年老领导的苏实竟是一台“复印机”。
早年，苏实是一位留学日本的画家，后来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一直被人们称赞为“老黄牛”，而他的生命，他的聪明才智，都被消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用蓝色的复写纸复写演播室的排练调度表上了。这实际只要有一台复印机就可以把他完全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