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种的人员都表现出了极为认真的工作热情，尽管有时并不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和当时的中国国情。但这一切，都是可以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予以修正的。
日方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正式签署那天，看成大喜的日子。一位美工师找来了漂亮的绢花要我别在胸前。我明白，我的播音对象是中国观众，按照当年中国人的习惯，只有新娘结婚时才会戴花，在一个如此严肃的政治节目里，戴花恐怕不合国情。为了不扫日本同行的兴致，我先以“不喜欢戴花”为借口表示不打算别花。但是推辞不掉。或许日本美工师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不爱花的女人，他不辞辛劳地穿梭于美工房和演播室之间，为我拿来一朵比一朵更雅致的绢花，大有不到我满意为止绝不罢休的意思。但是，就算他搬来全日本的绢花我也不敢选中一朵。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他往返无效奔波劳顿，坦诚说出我的顾虑之后，他才哈哈大笑着消停下来。大家照旧愉快合作。
但是，对双方合作中出现的这类问题，那位领队的一些没有教养的做法，却给日方工作人员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在北京，播音员并没有专职的化妆师。而在NHK，每次演播前，都有化妆师专门为我化妆。
从拍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开始，我就对电影化妆发生了兴趣。后来，我不只在少年宫舞蹈组演出《拔萝卜》等节目时，成为颇受欢迎的小化妆师。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开播前，我也经常被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等请去为前来演播的独唱、独舞演员们化妆。在每个六、七十年代知名歌唱家的脸上，我几乎都涂涂抹抹过。我的最高准则是怎么年轻、怎么漂亮、怎么干净、怎么自然就怎么化妆。每次，我都有一种电视台兼职化妆师的义不容辞和信心十足的感觉。
如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化妆师王希钟等偶尔被电视台请来化妆时，我绝不会放过那些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喜欢看他们钩头套，我也学会了粘双眼皮和做假睫毛。我曾想，如果给了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我也会成为一个全能的大化妆师。
到了日本，恰巧每天演播之前，编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时间。我又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妆师学习的机会。
日本妇女的化妆，清淡素雅，很适合电视演播。她们还喜欢把头发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额，不似中国妇女喜欢有些“刘海儿”。
按照日本化妆师的审美观，她们在给我化妆的时候，都会把我的头发梳得很高，露出我宽宽的前额。虽然这别有韵味，但我的演播对象是中国观众，我不能以一个日本妇女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每次，日本化妆师给我化完妆以后，虽然我觉得头发太高了，但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千谢万谢。我知道，改变发式并不困难，只需把头发弄矮一些，再拨拉下几根“刘海儿”便是，而且，要在临上阵前的最后时刻去洗手间修改。太早了，敬业的日本化妆师再有修妆时间的话，又会照她的标准处理了。
第一天卫星传送的时候，我化完妆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报刊杂志记者的注意。但是，领队一见到我的头发，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边指责还边伸手把我的头发往下压。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们十分惊讶：对日本化妆师的劳动毫不尊重不说，这种在女性同事头上的作为也实在无礼。我感觉到周围日本人诧异的目光，为了制止他这种当着外人的无礼举动，我不露声色地悄声对他说：“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别碰我的头发！人家都看着你呢。”但他根本不予理睬，还继续用手压我的头发，气得我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
日本女翻译红子事后对我说，日本是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看到那个场面的日本人都非常气愤。他们问她：“中国的长官对属下都是这样无礼吗？”红子说，日本人还为此在背后给了他一个很不文雅的称呼。红子难过地说，她在中国出生和长大，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中国是她第二个祖国。她不愿意听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非议。中国领队这种待人的作风使她也感到脸上无光。
邓小平一行离开日本回北京了。采访小组把专机升空远去的镜头传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飞机回国了。当大家刚刚坐定，只见领队脸上绽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灿烂笑容，只听得他长叹一声：“啊，好啦，都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来毫无水平的言行竟缘于担心采访小组人员的“叛逃”！
回想我在NHK化妆室里，他不时派人来询问何以化妆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在搬到NHK旁的小旅馆以后，得自己提着热水瓶去锅炉房打开水，站在热水炉边和也去打开水的NHK外事部门的盐岛俊雄先生打个招呼的时候，也有一位“依靠对象”前来探头探脑，还要问问我们“说”了些什么。惭愧的是，我除了一口极标准的中文以外，当时的英语只会说“早安”、“晚上好”、“再见”和中学英文课本里的“毛主席万岁”和“人民公社好”等毫无实用价值的句子。我连买东西询问价钱和找个厕所的英语能力都没有。而我的日语水平大概也和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