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也有音乐编辑曾文济。他一直被我叫作小曾。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日本女翻译远藤红子告诉我，在NHK和日本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当中，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陈汉元、小曾和我。
人世间，小至个人，大至国家，要想赢得人们的尊敬，除了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个人要工作敬业能力强，国家要繁荣富强有实力。电视工作是个非得团队通力合作才能成就的事业。一九七八年，在中日电视工作者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并肩投入了极大热情之时，多少人的幕后劳动，若在一次性的演播第一线上被搞得差错连连，不能完美地演播出去的话，日本同行会喜欢我们才是咄咄怪事！
中国电视事业艰难起步的岁月，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基本功和执著的事业心的日子。陈汉元、小曾和我都是建台初期就在直播第一线经历过多年磨炼的老电视，汉元兄比我们还多了一项极具魁力的幽默感。回眸当年的一丝纯纯的景致、一缕纯纯的气息，我仍感到温馨。当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们，都不愧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功臣。虽然他们如今已年过半百，有的更步入了老年，已经退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在日本，正因为日本同行喜欢业务过硬又热情淳朴的小曾，正因为“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除干净，便发生了“交换衣服”的不愉快事件。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只用三十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就可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他们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因为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不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并不是小曾舍不得那身中山装，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商量。或许是中国人在十年“文革”中被整怕了，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和那位“极左”的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我不知道那位喜欢中山装的日本朋友第二天见到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小曾究竟会做何感想？我也不知道小曾为了一件中山装而不理那个“家伙”的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去的。
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大事，报刊电视的连日报道，使日本观众也熟悉了我的形象。不论在街头采访，还是在回旅馆的途中，友好的观众都会主动前来与我交谈。当然，吕大渝是何许人也对他们并不重要，在他们眼中，我是个中国人或大陆同胞的代表。
自从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在东京的行程，乘新干线到奈良等外地去访问以后，中央电视台留在东京的工作人员就搬到了步行便可以抵达NHK的一个小旅馆去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早在一九七八年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这是一种民间交往，应酬两句也是人之常情，绝对有益无害。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电视台采访小组是抽调全台各工种组成的。我实在没有料到指定为领队的人政策水平竞如此低下。如果只是我个人受些委屈倒也罢了，但那位领队仅仅因为手中握有权力而使对外影响不好的事情一再发生，我则气愤之极。但我必须听从并不形于色，而且还不能对任何人在背后有所议论，弄不好，回国以后，他名正言顺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恶人先告状”也不是没有可能。“文革”挨整的经历，已经使我有所教训。我强压下自己的怒气，觉得十分窝火。
在整个卫星传送的过程中，NHK的导播、美工、摄影、化妆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