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服装数量有限，白色演播服可以与任何色彩的背景匹配，既实用又高雅，况且，蓝、灰等大路货色的服装可用自己的衣服代替，何必占用那不可多得的置装经费？这就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套白色的西服套裙的原因。
算我走运，当我被通知赴日采访的时候，那套白色演播服即将完工。冥冥之中似乎有位护佑着我的神明，让我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日本之旅的服装。
可是，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如今，若想在北京买双白皮鞋可谓易如反掌。但在一九七八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现在，每当我在美国的家中观赏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录像带时，看到主持人和演员们更换着一套套绚烂华丽的演播服，当年为寻找一双白皮鞋而付出艰辛焦虑的情景竟已恍如隔世。
在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日子里，日本朝野无处不表现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但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邓小平一行在东京停留期间，新闻单位也和代表团一起，住在新，人谷饭店。第一天工作完毕，我出于好奇，便独自到走廊里东张西望一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我也只敢看看走廊里的异国风光。当我发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日方保安人员，似乎对我走出房门的行动十分在意，他们不时使用报话器通报着什么，好像要对我实施“保卫”任务。我已经作惯了平头百姓，对这种特殊的关照实在别扭，只好赶快回到房间。以后，每天卫星传送结束回到宾馆，我就很少走出房门了。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邓小平一行到达日本以后，采访小组的成员就分成了两组人马。编辑兼副领队陈汉元和摄影记者李少武、马靖华、金德显以及技术员和灯光师等一直随代表团行动，他们除了在东京拍片以外，还有机会到外地走走。而我和后期编辑、剪接、配乐等工种的同事始终留在东京NHK，负责制作和演播，每天几乎只活动在NHK和旅馆之间的两点一线。邓小平一行的专机从东京升空远去的镜头被传送回国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启程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我上门来都不见？那女孩就是过去也在医务室作护士个子稍矮的一位。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二十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极左”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我当年十分不解和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在NHK，后期制作的时间异常紧张，编辑和剪接工作往往要进行到演播之前的最后一刻，但是，在我们向国内卫星传送的全部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纰漏。
由于时间紧张，我的备稿时间本来就少得可怜，但在播音之前，还不时要接受簇拥在演播室里的日本报刊记者的采访。要是在北京，我一定会只专心备稿，不理睬任何人的打扰，一切等演播完毕再说。但在日本，虽然我也十分想利用七点整卫星传送前的短暂时间看看稿子，可我知道，人家会把我的一言一行都看成是中国人的表现，所以，尽管内心火急火燎，我也只得摆出胸有成竹、一派泱泱大国的潇洒风度。好在天助我也，从始至终，我连个小小的结巴都没有打过，不然，我一定会觉得窝囊透顶，因为对我来说，做好本职工作比接受记者采访重要得太多。
留在N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