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随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采访，我毕竟是兴奋的。
但是，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尽管我看到了中国现状的不尽人意之处，尽管我有时会和靠得住的朋友一起大发牢骚，但我却听不得外国人对中国人评头品足。要去日本了，我满脑子想的只是好好完成任务，别叫日本人小看了我们。
闭关锁国的十年来，只有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之类的宣传，中国人对真实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一个堂堂大国的电视播音员，别成了一问三不知的傻瓜。出访前，我真想好好做些案头工作，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有所了解。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仅仅为了寻找一双去日本需要的白皮鞋，我利用日常工作之余，跑遍偌大的北京城，弄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几乎焦虑到登机前的最后一天，根本没有一点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
邓小平一行正式访问日本前一星期，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就抵达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兰、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我的着装使他们活生生地感受到“四人帮”阴霾的散去和中国正在开始发生的变革。
在东京NHK的演播室里，当我坐在日本美工人员以泡沫塑料精心刻制的桔红色中国地图和淡黄色日本地图后面，面对着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我有着自信和自豪的感觉。我相信，当年的中国观众看到荧屏上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也一定有着作为中国人的骄傲。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中国观众播送邓小平访日专题报道的时候，我的那身白色西服，也给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电视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它们的配套，为了有身像样的出远门衣服，却是那样艰难。
十年浩劫，百业待兴，电视播音专业也开始步入正轨。于是，我又重操“旧业”，做预算，打报告，申请播音员的化妆经费和服装款项。费了将近大半年层层审批的周折，终于为每位播音员申请到了两套演播服的经费。八月下旬，我终于走进了红都。当年，红都是一家老百姓得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订制衣服的服装店。
服装的色彩和样式可以自选。根据以往的经验，并不是年年者能添置新装的，所以，我在选择上费尽思量。在预算之内，我以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配以长裤充当了一身服装，另外一套，我选定了白色的西服套裙。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国际交往逐渐多了起来。经常受命去采访那些来华外国元首的专题部记者王元洪总是找我去作“提问者”。虽然播音员与那些外国大人物一起在屏幕上亮相时以记者身份出现，但所提的问题，常常是编辑、记者事先拟定好的，并不像美国电视台有着至高无上地位和数百万美金年薪的真正意义上的大牌主播，如ABC的芭芭拉·沃特和彼得·杰尼，CBS的瓦特·克朗凯和NBC的汤姆·布劳考斯那样，掌握着完全的节目自主权，还有一大批编辑、记者、摄影、化妆师和各类工作人员众星捧月，听他调遣。当年我在中国做电视播音员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照本宣科的提线木偶。
我在工作中很好合作，王元洪又是个喜欢在节目中出新的记者，他的设想我都会很好体现，但有一次，只因为我缺了一件呢子大衣，就没能实现他的意图。
那是去钓鱼台采访一位外国元首。王元洪想拍一组我从院子里步入贵宾楼的外景镜头。主意倒是不错，借此，可以让观众看看钓鱼台院子里的景致。虽然我穿着挺括的演播服，但那是室内的着装，即使我豁出去挨冻，在冰天雪地里只着单薄的西服而不穿大衣去采访国宾，实在有些不合时令，但我没有呢子大衣。我穿的一件十多年的旧棉猴，严冬时节，虽然骑车上班御寒颇为实用，可穿着它去采访国宾就寒酸得太过分了。于是，王元洪的打算只得作罢。
这就是我处心积虑以呢子大衣配长裤冒充一套演播服的缘由。后来，那件神气的呢子大衣在工作中数次派上了用场。
那时，北京的风沙和灰尘太大，不要说有人敢穿白西服，可能连想都没敢想过，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把另一套演播服选定了白颜色。
彩色电视刚刚开播不久，美工组为播音员制作了桔红、海蓝、豆绿、土黄等不同色彩的背景招幕。演播时，我自然应该顾及到服装与摺幕色彩的协调。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