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夏天，我突然接到了严恭伯伯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和兰姨从南京回东北，就不打算在北京多停留了，打电话是来和我告别一下。我觉得反常。问起缘由才知道兰姨得了乳腺癌，已经有西红柿大小，是晚期了，打算回东北去治疗。我当即告诉他，北京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东北好得多，我请他俩住到我家，请北京最好的医生为兰姨治病，即使无救，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会留下遗憾。严恭伯伯和兰姨夫妻感情很好，我知道，不留下终身遗憾对严恭伯伯是很重要的。
我家的居住条件并不好，四口人只有里外两间小平房。就这样，在我家外屋拉了个布帘子，严恭伯伯和兰姨就留了下来。
小弟的一个朋友有个小本，记下了很多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注解，诸如：张三（排骨）、李四（大立柜）、王五（拿药）等等。每个人名后的注解都是当时紧缺的物资或难办的事情。老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在中国，办成事情的关键是“关系”，但我在这方面始终没有开窍。等到要给兰姨找个好医生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缺了一个“小本”。幸亏我的挚友小倪刚刚在协和医院动了个小手术，认识了那里最好的“一把刀”，由她相求，终于由协和医院的黄汉元医生主刀给兰姨动了手术。
小倪叫倪美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顾小铨都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手术以后，病人需要家人护理，与严恭伯伯和兰姨非亲非故的小倪夫妻和我一起承担了陪床的任务。
那时，电视台播音组只有两个人轮流值班，我没有为了私事请假的可能，一连十来天，每天在电视台上完班以后，再赶往“协和”值夜班，天亮了，再从医院赶到电视台去上班。如此缺乏睡眠，日夜操劳，我的神经性咽炎更加严重了。
在我正为兰姨治病疲于奔命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通知我，准备参加邓小平副总理赴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采访工作。在我的播音竞技状态极度不好和社会物质非常紧缺的条件下，我开始了赴日采访的准备。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总说，十年浩劫，积重难返。直到我要出远门了，直到我要代表一个国家出远门了，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文革”十年的“积重”，已经使我的祖国变得多么匮乏。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
那年我三十五岁了。如同李光曦“文革”前在歌剧《茶花女》里唱的：“青春好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竟已经三十五岁了。
当我被通知参加赴日采访工作的时候，着实有些意外。这是中央电视台在一九七六年以后的第二次出访任务。当时，新闻部仍维持着隶属播音员的建制，老播音组只承担除新闻以外的专题、国际、文艺、社教、少儿等其他节目及电视台日常播出的值班工作，直至广播学院分配来“文革”后的第一批毕业生，播音组才合二为一。我明白，若不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出访罗马尼亚时，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出的那位播音员因为在镜头前动作的不协调而遭到观众来信的非议，这个本来属于新闻部范畴的工作也轮不到我的头上。
观众的指责是合理的，他们希望中国的电视播音员出访时在镜头前的风度和举止能代表国家。但是，“文革”造成的电视播音员业务训练的空白却不被观众理解。
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赵忠祥和我，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一九七八年打开了封闭十年的国门，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采访的任务来得又是那样突然，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电视播音员一时何以适应？
九月初，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向我下达赴日任务时强调了在镜头前的举止。虽然我有着不负众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担心自己那神经性咽炎的嗓子不能胜任工作。但老石说，已经这样决定了，赶快抓紧时间治疗吧。他还嘱咐我暂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访的事情。
经历了“文革”的坎坷，又过了而立之年，我对人世上的事情明白了一些：在中国，在北京，别看电视播音员在屏幕上个个都西服笔挺、振振有词，可那都是公家的行头和工作的特点使然。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挨整的时候一点后台、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的普普通通的百姓。离开了屏幕，离开了观众，我将一无所有。要不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解除了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我一辈子都得“夹起尾巴做人”，哪还敢有摊上好差事的奢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