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岁末，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就赶上了多事的一九七六年。继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朱德元帅和毛主席又相继逝世。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和粉碎“四人帮”也都发生在那个多事之秋。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结束了。对中国人来说，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虽然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屏幕形象已不再是电视播音员的一个选择条件了，但在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广播学院培养出“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生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队伍始终处于人员短缺的紧张状态。那时，学校停课闹了革命，广播学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教职员工全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关门大吉了。如此，由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广播学院毕业生补充播音队伍已成空想。
“文革”中，中央电视台播音组的建制也发生了变化。新闻部增设了隶属播音员，专事新闻节目的画外音解说，调进的成员有邢质斌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刘佳。赵忠祥也调到新闻部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由两位播音员维持工作已成了老播音组经常的现象。开始，只剩下了我和沈力。后来，调来了广播学院的教师白钢。不久，沈力去做了《为您服务》专栏的节目主持人，只剩下了我和白钢。彩色电视开播，我又和白钢开始了寻找播音员的工作。从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女播音员以后，过了些日子，白钢就请调去体育部任职编辑，又是只有两个播音员维持工作的局面。
本来，播音员面对话筒，就像对着三两位朋友，一切娓娓道来，多么亲切自然。但自“文革”以来，始终要求播音员以高亢的声音播音，我大喊大叫了几年，声带已经受到很大损伤，可因为人手紧张，即使到了声带水肿、声带充血、甚至声带出血，大夫要求噤声的地步，都还得高调播音。无论我怎么用力，嗓子只是疲惫不堪、力不从心。我热爱电视播音员的职业，但从那时起直至请调专题部《人物述林》组获准为止，始终在声带病态的情形下工作，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对我声音状况大加非议和指责的观众来信。在“追星族”尚未出现，电视机也并不普及的年代，那封寄自北京朝阳区的信件，内容翔实的程度和不友好的态度令我感到其间大有文章。
“文革”十年只存在着大喊大叫的播音风格，不慷慨激昂的声音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对那封来信，我除了无奈，还能怎样？观众怎么能对因“文革”造成的电视播音员的紧缺和青黄不接，以及我带病坚持工作的状况有所了解、同情和体谅？况且，正像那时老百姓中流传的说法：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个人顾个人。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年代，我怎么能够指望那位观众来信充满友善之情，关切我的嗓子何以变成了那个样子？我是不是声带染疾还在工作？我需要什么帮助？
来到美国以后，我与早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的阎世伟成了挚友。小阎是诗人和画家严阵的女儿。她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中，她和爸爸最喜欢“灰嗓子”。“小辫阿姨”的年代早已逝去，我那时被他们叫作了“灰嗓子”。小阎的谈话使我感到些许安慰和温暖，但他们却怎么能知道“灰嗓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和所有从“文革”年代走过来的普通人一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也令我感到深深的郁闷和烦躁。我的儿子苗苗出生时，我曾给他取名为“建”，希望他能够对国家有所建树。但我很快就变了主意，把“建”改成了“剑”。鲁迅曾写道：中国需要“剑与火”，需要改革。“文革”中的中国，除了没完没了的破坏性的运动，还能建设些什么？我真期盼如鲁迅所说，来一场“剑与火”，荡涤掉中国社会令人压抑的一切。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我深深地悲哀和惶恐。北京人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悲痛场面，表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无言的担忧和不安。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逝者的日子。一九七六年的清明，最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松墙和小树上的是小小的纸花。纪念碑周围也开始聚集了日夜不散的人群。不久，花圈越送越多。白天送去的花圈每到深夜就被收走，于是花圈越送越大，大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干脆带着焊枪，打着写有厂标的横幅，成群结队地把花圈的零部件用卡车运去，当场焊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平台上，再也没人能拿得走。
一朵朵白花、一个个花圈、一首首诗词和日夜涌动的人群覆盖了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国人心中长久的压抑，犹如火山，终于藉清明节对周总理的悼念，发展到把矛头直指“四人帮”，爆发了也被叫作“四·五运动”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周总理临终前说，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当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象征祖国江河大地的一杯水和一杯土的时候，我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