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间隙，我就地而卧，还真能睡得着。被吆喝起来翻场的时候，我迷迷糊糊跟着走到头，接着卧倒。
干校拉粮食用的卡车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跟着空车去把收割完毕的麦捆从地里往回拉的时候，我居然还能只铺个麻袋，把草帽盖在脸上，挡住火辣辣的太阳，躺在车厢里睡上一觉。身下的铁皮晒得滚烫，虽然我像张烙在饼铛上的大饼，但困累之极，我已毫不在意。人类感官的舒适程度，有时不见得与物质水平的高低成正比。
晚上，汽灯通明。我忍着腰肌劳损的瘤疾，和大家一样，扛着一百多斤重的麻袋走上颤悠悠的独木跳板往粮仓里运粮食。幸好我支持不住之际，恰是麻袋扛完之时，否则，我怎么敢在那群体英雄主义的氛围中下火线？
“文革”中实话实说惹来的麻烦，使我一直心情压抑。但我仍未养成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习惯。干校以劳动为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在北京城简单许多，可有一次我仍因贪图自由，不随潮流而小惹非议，致使党小组长不得不找上门来向我问话。
在干校，白天忙于劳动，疲惫紧张，到了晚上仍不得安生。生活会、总结会、讲用会、小组会、全连会等等大小会议，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私人时间。在名目繁多的会议中，惟有星期四晚上的党课学习标榜“自由参加”。于是，我选择了“自由”。
当年，虽然申请入党是青年人追求进步的表现，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甚至从来没有过入党的愿望。这一不合潮流的举动，缘起我在“困难时期”因不安心工作而招致对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我自知已步入“落后分子”之列，党员的头衔从此与我绝缘，我再不会成为党的发展对象。
我对有些共产党员是尊敬的。一九八九年初夏之后，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回国前，我在华盛顿为他饯行时，彼此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我问起他当年为什么要入党的问题时，他仍是那样清晰地记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的描述，动情地谈到了当年为摆脱中华民族贫困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而献身的理想……我清楚地看到坐在我面前早年的一个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眼前的一个忧国忧民的老知识分子。我尊敬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共产党员。
六十年代初期，有些争取入党的青年，为了表现对组织的靠拢，要经常汇报思想，或找党员口头谈话，或写成“思想汇报”以文字表述。我并不否认他们内心向上的一面。在“思想汇报”中不断地剖析自己，甚至是过分地痛骂自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非议。但是，当我切切实实得知有的人时时要凭借打别人的“小报告”，来达到自己入党的目的，就不敢恭维了。那时，我对以这种方式“靠拢组织”颇感不屑，而标榜自己要“靠业务吃饭”。
“文革”开始，我当了“反革命”，所谓“入党问题”就更与我毫不相干了。
顾名思义，“党课学习”是专为那些争取入党的人士设立的，基于我自身的情况，不去参加党课学习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每到党课学习的晚上，我与周塞英为伍，或洗衣服，或写信，或聊天，轻松自在。周塞英是当时全连除我以外惟一也不参加党课学习的一个。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个头脑清晰、开朗敏捷、幽默健谈的姑娘。她的父亲周秋野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一些国家的驻外大使。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党小组长来找我谈话了。她说，我劳动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但我何以不参加党课学习。她还说，有的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我知道她是奉命代表组织来找我问话的，但我与她谈得直来直去，因为我们平时私交不错。我说，我是在“文革”中“炮打”了中央文革的人，你跟我说实话，如果我申请入党了，你们敢要我吗？我不难为你，你可以不回答。可答案是什么，咱们都心照不宣。既然你们不敢要我，咱们干嘛彼此瞎耽误功夫呢？我还说，谁要求进步，好好学他自己的就完了，我不参加党课学习，我落后，碍着谁了？是不是自己不敢“自由”，瞧着我“自由”了，眼红啊？
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痛快的发泄。正因为党小组长与我平日私交很不错，我才敢如此口不择言。她听着我这段带有椰榆色彩的独白，可能很谅解我长期以来的处境，只是望着我笑笑，一言不发。以后，她似乎没有对任何人谈及过我的回话，还任我“自由”了下去，再也没来找我转达过别人的意见。
当我得意地向周塞英说起对党小组长的这段回话时，塞英说，也有人找她问话了，她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做到不招人讨厌就很不容易了，我没有太高的人生奢望。
“文革”之后，塞英一直跟着中国外交界的一代英才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学习英语，后来，她远走了澳大利亚。虽然，我与塞英多年不见，但却一直惦记着她。塞英来信说，她会有机会来华盛顿。塞英说，她会来看望我。
一九九八年夏末，正是澳洲的初春时节，我有机会去了澳洲。澳大利亚在地球的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