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因为老二和老三是双胞胎，忙不过来，便将女儿老二留在了身边，把儿子老三送到了保定，请奶奶看管。七岁时，老三才回到北京上小学。那是一个喜欢种花的小男孩。他大大的眼睛，见人总是笑嘻嘻的，非常可爱。后来，她的母亲有些伤感地告诉我，因为她没有条件亲自抚养老三，等七年后再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像看到别人的孩子似的，客观看到的尽是缺点。
在干校，大人忙于劳动，孩子们常常自己结伙追跑打闹。有一次，苗儿与其他大孩子在场院上玩耍，摔破了头。医务室没有麻药，为了救急，男护士小崔硬是没用麻药就给苗儿缝了两针。我只能流着眼泪抱紧了哭哑了嗓子的儿子，配合治疗。我是个爱孩子的母亲，可我无能为力。我替不了他。
我渴望亲手带大孩子，但我担心在干校自顾不暇的境遇中，对苗儿疏于照顾，再惹出更大的意外，不得不把抚养孩子的重担交给了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母亲。
人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类。无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环境如何，人们总得在命运赋予自己的小环境中生存，哪怕仅仅是活着。而且，人们还总会寻找到不同层次的娱乐方式。
打狗取乐，是先锋连个别男士热衷的游戏。
被打的对象是附近村子到干校食堂偷嘴的狗们。不知道狗们究竟偷吃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狗们怎么竟笨到总被人们逮到。每次，只要听见后富传来凄惨的狗叫和围观者的喧哗，我便知道又到了干校“武松”打狗的节目时间了。
狗们挨打的时间都是晚上。打狗的地点在食堂前面。打狗的方式是吊起来用扁担抽打。打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吃狗肉，只是穷极无聊而已。所以，“武松”打狗，打病为止，他们生怕狗的主人找上门来，影响干校与老乡的关系，并不敢把狗打死。
“记吃不记打”是狗的特性。那些被打瘸了的狗们，将息几天，依然百折不挠，回来找打，“二进宫”者甚众。狗和人一样，也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类。
“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在打狗问题上并不适用。每当听见狗的哀嚎，“半边天”们便骂声不绝，骂“武松”们残忍，骂“武松”们缺乏人性，还多次到连部找指导员老周提意见，要求制止打狗。
老周一直是个业务人员，并不长于管人的差事。不知为什么，老周仅是态度和蔼地出面劝阻，并不强加干涉，好像只为给“半边天”们做个姿态而已。老周与打狗的“武松”，与所有电视台的成员，过去都是私交不错的同事。或许，他不愿意在仅仅一年的先锋连指导员任内，为了狗们而伤了人们的和气；或许，他对人们在干校单调的业余生活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或许，他不愿意对每个人业余时间的自由多加限制，尽管每个人业余爱好的档次大不相同。
“半边天”们的抗议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直至深秋时节，天凉了，打狗的狂热才冷落下来。
雨季来临之前，我从炊事班调到基建队翻修屋顶。我和电视台新闻部朝鲜族摄影记者小金是房顶和墙头上的小工，提着铁桶在掀掉了屋顶的墙头上来来往往给抹泥的大工们递泥浆。尽管小金拍起片子来得心应手，但当墙头小工时却总是笨拙地四脚着陆。看着他，我暗暗庆幸自己中学体育课的平衡木成绩还算优秀。
“纲举目张”是“文革”中用了多年的口号。说的是抓住正确路线的关键，其他工作就会带动起来。在“文革”众多的革命口号中，“纲举目张”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但并不是因为革命才记住了它。
为了改善伙食，夏天的休息日，不知谁出了个下河用拦网捕鱼的主意。“拦网”是鱼网的一种，形似排球网。网上部的总绳叫“纲”。“纲”的长度约与河面的宽度相当。“目”即网眼。网的高度近似河水的深度。
干校门外有一条不深的清水河。下水者人挨人一字排开，每个人举着拦网上的“纲”，在“李万能”的号令下，齐步往前推进。但是，我除亲身实践弄明白了为什么“纲”一举“目”就张的道理以外，从来没见捕到过任何鱼虾。
旁观者清。站在岸上的人们说：以如此大轰大嗡的人海战术，早把鱼吓跑了，能捕得到鱼才是咄咄怪事。
每到“纲举目张”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在曼谷落水的往事。当我在“纲举目张”的间隙似是而非学会在水里换上一口气的时候，已经秋凉，停止了“纲举目张”。从那以后，我就绝了这辈子学会游泳的指望。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的头脑变得十分简单。在干活以外，除了吃和睡的渴望，我没有任何需求。
农忙开始，我被派往大田班干活。三夏期间，我去翻场和跟车，一天吃五顿饭，至少工作十三、四小时，日出而作，日落并不息。
打下的粮食都曝晒在水泥场院上。翻场的时候，十几个人并排由西向东用铁锨把粮食推晒一遍，十分钟之后再由东向西推晒一遍，反反复复，干透为止。
我见缝插针，在场院东、西两头房荫下，各安置了一块破席头和烂砖头，翻晒粮食的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