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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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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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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我终于知道了盐水的冰点比水低得太多。这是在中学物理课上怎么也记不住的问题。

    开始,我在厨房后面的小灶上做素食。干校学员的劳动量大,饭菜本来就清汤寡水,素食的油水就更少了。几个素食学员,都是文弱书生,劳累一天,除了盼望吃顿可口的饭菜,也没什么别的指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只能“醋溜”、“麻辣”、“甜酸”换着花样给他们一些味觉上的满足,其他也爱莫能助了。

    后来,炊事班长又安排我去炒大锅菜。那与小家庭做饭绝不可同日而语。大灶只有一尺多高,炒锅在我脚下,直径一米还多。锅铲是铁锹,那原本该是干农活的家什。我穿着胶鞋,把腿蹬在炉台上用铁锹炒菜,就像在田里挖土一样。

    杀猪是全连的大事,一般选在星期天连队的休息日进行。杀猪时,“五·七战士”都喜气洋洋地前往围观。

    屠夫一般由炊事班长和伙房里的男士担当。班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一个长得五大三粗江浙农民模样的南方人。有一天,班长通知我:“星期天改善伙食,你杀猪。”

    自六十年代初以来,我就干过一些原来难以想象的体力劳动。过团日去时传祥的清洁队掏大粪,粪捅在背后一晃荡,粪汤灌进脖子里的时候,我已练就了不露声色的功夫。时传祥为京城百姓背了一辈子粪桶,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由衷尊敬。可团支部书记却把粪汤灌进我脖子里也当成改造思想的手段而大肆鼓吹,实在做作。但在那早年“学雷锋”的社会潮流中,若提出实现厕所现代化可能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班长通知我执刀杀猪。那时,“男女都一样”和“妇女半边天”的口号叫得很响。我有些紧张,但二话没说就应承了下来。虽然“炮打”问题总像个鬼影子似地跟着我,对分配的任何工作我都不敢有任何异议,不过班长好像只是和全炊事班的男士一样,对我并无恶意,只是“寻开心”而已。

    中学的动物课上,我曾执刀解剖过家兔、蚯蚓和癫蛤蚊。这对一般胆小的女同学来说有些勉为其难。课本上讲的是蛙科动物,因为青蛙难寻,教动物课的卜先生便用癫蛤蟆做了替身。对于学生们的疑问,他担心我们嫌癫蛤蟆恶心不肯动手,不予正面答复,只说那叫蟾蜍。待我将信将疑解剖完毕,卜先生才宣布蟾蜍俗称癫蛤蟆。

    如今,我又从宰癫蛤蟆变成杀猪的了。我得把胆怯放在一边,好歹别出洋相才是。听说,三连就发生过杀猪不死的笑话:猪挣脱了捆绑,肚子上插着半截刀子嗷嗷叫着疯跑,全连的“臭老九”们百米冲刺般满场院狂追。三连是国际台的队伍,他们的成员尽是学外语的秀才。

    一连几天,我只要见到杀过猪的“五·七战士”或来自农村的男士就虚心求教,终于从理论上熟知了杀猪诀窍。

    星期天早晨,我如临大敌地来到杀猪现场。在我求教取经的过程中,星期天由我杀猪的消息已经传开。女屠夫在干校毕竟少见,那天来看热闹的人格外踊跃。

    在准备开水、捆紧猪腿的时候,班长把屠刀交给了我。他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别紧张!”

    猪被班长按着,侧卧在我的面前。事到如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握紧屠刀,看准取经时被告知的部位,然后把刀尖先向下刺入猪的上半身,待刀刃插进一半的时候,我又按照诀窍,把刀尖向斜上方推去。当只剩下刀柄时,我便把刀把转个九十度。求教取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最后还会有猪血流过我握着刀柄的手臂。当热乎乎的血水突然从三角刀口汹涌而出的时候,我着实毫无思想准备。班长及时对我大叫:“不要动,等血流光了再把刀抽出来。”就这样,当那只任我宰割的猪从头到尾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去了的时候,我仿佛置身迷雾之中。

    在此生我这惟一的杀猪经历前后,我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自“炮打”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不是以“批斗”对象的身份被人们围观注意。

    我曾听说有的妇女和孩子不肯吃自家养大的鸡鸭,但我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吃起猪肉的时候却麻木不仁。我是不是有点“冷酷无情”?

    在干校,一个“忆苦思甜”的笑话流传甚广:部队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贫农老大娘忆旧社会的苦。老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得台下的战士口号连天,悲愤无比。可听着听着部队首长就迫不及待地把老大娘请下了台。原来贫农老大娘忆的全是新社会“困难时期”挨饿的苦。

    改善伙食前,总要吃一顿“忆苦饭”。炊事班没有麸子,我跟副班长带上架子车到对外部的三连去拉回了一车。麸子也叫麸皮,是麦子或其他粮食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喂猪用的。麸子兑上剁碎了的烂菜帮子蒸莱团子相当困难,因为缺乏黏性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吃“忆苦饭”的感觉就像吃锯末,难以下咽。“五·七战士”没人敢不吃“忆苦饭”,吃的时候都笑嘻嘻的,可心里想些什么只有自己知道了。

    在春耕大忙之前,四岁的苗儿回了北京,由母亲照顾。

    我曾有一对很好的邻居,夫妻俩都是小提琴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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