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领导报告了我的决定之后，突然感觉到无比轻松：我不必再参加紧张的期末考试了！
直到我快离开学校了，我仍不是个共青团员。
在中学，摘下了红领巾的学生都会积极申请争取加入共青团。非团员就像小时候的非队员一样，是落后学生的代名词。为了入团，申请人得找两个团员做入团介绍人，还得经常“靠拢组织”、“汇报思想”。
我的缺点是“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我只会和好朋友谈心里话，而且，那些话都是从心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但是，为了一个目的去找人谈话，我常常无话可说。我始终没能达到团员的标准。
我高中时的同桌叫吴珉衡，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她还没有入团。我俩一样高，是好朋友。她的英文不错，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后来分配到苹果园中学作了英文教员。
高二那年冬天，吴珉衡的母亲给她用紫红色的毛线织了一条厚厚的围巾，那是条很暖和很柔软的围巾。一个大雪纷飞的中午，学校门口有人找我，吴珉衡就让我围着她暖和的围巾出去了。从此，在我“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的缺点外，又加上了一条缺点：“带别人的围巾，虚荣。”
我那时是愿意入团的。自从退队以后，填履历表时政治面目那一栏从少先队员变成了“群众”，看上去显得实在“落后”。但入团竞如此麻烦，我只好听之任之，不去理会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我已不热衷于入团的时候，我将服从祖国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消息传开后，我们班的同学、团支部书记闻嘉谟以及我的入团介绍人陈宁芝和佟得勤立即开始了突击我入团的工作。
我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被发展入了团，半个月后，就离开了学校，去电视台报到了。
虽然我已经进了电视台，但同学之间的友情仍然不能割舍。当全班同学即将高中毕业各奔前程的时候，我又被召回到同学之中，在全班的毕业留念合影时，也有着我的一个位置。
我进电视台那年是十六岁。报到那天是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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