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电视台不久，领导就送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学习了。
我的启蒙老师林如是老“贝满”的学生，我的校友。她是播音部第二代播音员中的饺伎者。林如的声音深沉圆润，播音风格自然流畅。她在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是我最喜欢的。
当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播音员大多是从中央台播音部派去的。我去播音部学习的时候，林如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她总爱穿一身浅色“布拉吉”，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朝气。
去过苏联的播音员还有刘炜和费寄平等人。自小，我就爱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每当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就会听见费寄平那在中国播音界颇具特色的女中音播报的台号：“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广播。”我喜欢她那浑厚松弛的声音。不久前，当我得知“胖阿姨”费寄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怅然。悠悠天地，人们竟真像潮起潮落的过客一般，来去都匆匆！
在播音部学习期间，我曾听林如谈起过苏联女播音员柳芭。柳芭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五十年代末曾到电台播音部工作过。如今，林如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常常应邀为一些电视片作解说，并不清闲。九十年代中，她两度去俄罗斯访问，曾与老朋友柳芭重逢。”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她们都“鬓发各已苍”，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可能有机会去一趟莫斯科。我希望去拜访从没见过面的柳芭，希望她能带领我去寻找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民歌，就是我年轻时喜欢的那种。那么美好的旋律中，我听到的却总是一种淡淡的忧伤。美好又忧伤，这就是人生？亘古以来，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在中央台播音部两个月的学习中，虽然我只播报过极简单的文艺节目的串联词，而且大多还是录音播出，但学到的却是在话筒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早年，中央台播音部有着一批极为杰出的播音员。夏青。齐越、林田都是具有严谨学术态度的老前辈。老一代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高水准的播音队伍。
播音风格“准确、鲜明、生动”，播音语言“字正腔圆”自然是对一个中央台播音员最起码的要求。同时，鉴于电台的读音在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中央台播音员的读音对全国普通话的规范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普通话的读音标准依据的是《新华字典》，而《新华字典》又源于《康熙字典》。在播音部，读错别字的错误绝不允许发生。就连四声和多音字的读音有悻了新华字典，也都属于播音差错。业务秘书每天都把播音差错记录在案，并公开在“播音差错专栏”那块黑板各人的名下。这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约束了播音读音的随意性。
当然，属于技术差错范畴的读音错误公诸于众已经足以让人颜面无光、三生牢记的了，若在直播新闻中再发生政治差错，则是近乎于“恐怖”的事情。我在播音部学习期间，一位男播音员发生差错后所遭受的严厉处分，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功效。
当年，送交到播音员手中的新闻稿，不仅有着众多编辑的不同笔体，再加上各级领导涂涂抹抹的审查修改，经常龙飞凤舞、难以辨认。有的字句甚至像一个气球，被一根长线牵着飘到了稿纸的边缘。播音员经常面对话筒直播的就是这种“天书”。
有一天，一位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播音部的男播音员在直播简明新闻的时候，把一句“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了“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在播音室外机房监听的值班编辑发现后，匆匆写了张纸条，轻轻地推开播音室的隔音门，把纸条交给了他，请他把那条新闻再重播一遍。为了免除紧张，编辑并没有在纸条上写明请他重播的原因。那位男播音员只以为这条新闻十分重要而需再播一遍。不料，待重播时，他仍把“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为此，他写检查、做检讨不算，甚至还受到了记过和降级的处分。
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论在食堂中或大院里碰到那位男播音员时，我都会想起那个严厉的处分。
播音部对这次差错的处理，使我像个刚刚出道的小猴子，眼睁睁看着一只嗓音高亢的大公鸡被活活宰割，确实惊吓不已。日后，对稿件中每个字的读音，我只要稍有疑惑，则马上仰仗《新华字典》，绝不敢在镜头和话筒前掉以轻心、信口开河。
虽然，话筒前是个紧张严肃的岗位，但是，在生活中，中央台的播音员们都是些很有幽默感的人。
离开学校以后，虽然我每天上班、下班，日程并不空闲，但整天都置身于一群年长于我一大截的同事当中，我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时时怀念着过去的同学和朋友。
有一天，一位叫张力的男播音员对我说：“昨天有你同学的一个电话。我接的。没找到你。”我喜出望外，忙问是哪一位。他说：“叫窦尔墩。”想来想去，不记得我有个叫窦尔墩的同学。他又说：“是个男的，你好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