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规定，少先队员年满十五岁的时候就该退队了。在我的学生生涯中，从来没有过当班干部的记录，只是到了高一，班上十来个即将退队的同学推选我当了几个月少先队的小队长。
在迈入青年时代的前夕，我们小队的老少先队员对胸前的红领巾格外留恋起来，每天，不但再也不会忘记佩戴红领巾，还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时节，特地去照了张合影作为告别少年时代的留念。那天，大家格外亲密，还有点伤感。
少年时代逝去了，我已经满了十六岁。一九六零年春末的一天，教导处的一位老师通知高中几个不同班级的同学去参观北京电视台，而且还指名我当了领队。在学校，我早已习惯了大头兵的生活，所以，对由我当领队的决定，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
“人造卫星翱翔空间，跳着轮舞飞向前”、“我们大家都有朋友，地球也需要好同伴”，当世界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我和同学们正因苏联宇宙飞行员加加林邀游太空而唱着《人造卫星之歌》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电视都还没有什么概念。
中国电视事业起步于一九五八年。那年初秋，我在北海公园第一次见到电视。那天，一台十三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架在前门入口不远的白石桥头，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试播节目。中央电视台初创时，因为发射功率只能覆盖北京地区，被称为北京电视台。那次播出杂波很大，图像极不稳定，我看见了一个脸部不断错位的女播音员。她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首位播音员沈力。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未来的命运，将与面前这个发射着歪歪扭扭图像的电视台紧紧相连，屏幕上那位女播音员会成为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及多年的朋友。
广播大楼是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位于复兴门外二号，虽然它现在已经显得老旧，但在一九六零年，却是北京城的时髦建筑。
去参观电视台的那天是个星期日。教导处老师说，电视台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到了西单，广播大楼则近在眼前了，而电视台就在广播大楼里。教导处老师让我放心，他说，只要我们能按时到达广播大楼门口，就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等着我们。
星期日下午，大约七、八个高二和高三的同学在学校集合后，就乘公共汽车向电视台进发了。
广播大楼果然非常醒目，车刚到西单，就看见它像只羊群里的骆驼似地矗立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到了！”我赶紧招呼大家在西单跳下了公共汽车。
我对西单一带不很熟悉。几年的中学生活，我的活动范围超越过天安门的时候不是很多。当然，每年“五·一”和“十·一”庆祝游行或联欢晚会的时候一定会去天安门，此外，就只是难得去一趟西单南面宣内大街的高大夫诊所了。高大夫诊所是那种前店后厂的两层小楼，楼下行医，楼上住家。在拍电影《祖国的花朵》外景的时候，我和高大夫的女儿高光是同宿舍的小伙伴，后来，我们曾有多年的来往，但西单往西面的远处，我从未单独出行过。
在西单下车之后，冒着北京春天特有的风沙，我们走了好一阵子，电视台还是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这时我才知道“看山跑死马”，广播大楼高西单还足足差着三站路呢！
上中学五年了，难得这次让我负点责任，当了领队，谁知第一次就出师不利，下早了车。好在同学们兴致很高，并没有埋怨我。我们去参观电视台，人家还得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假如再迟到，就更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心里很不安，同学们也都加紧了脚步。我们气喘吁吁地总算按时赶到了广播大楼。
四十年前，过了西单路口不久，就只是一片低矮的民居，几乎看不到什么商家了。复兴门外，更是一片荒凉。护城河畔拔地而起的广播大楼与周围的景致极不协凋。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电视台作人小工作的郑薇，一位很有人情味的老大姐。
早年，为了保证高考的生员和质量，高教部规定不能在高中生参加高考前招工。但电视台初创，是周恩来总理以“特殊工种”为由，特批给了电视台两个名额，使电视台得以在北京的中学生里挑选电视播音员。郑薇和由电视台人事处及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处组成的小组，曾跑遍北京市近百所中学，挑选了一千多个高中生应试，历经四个月的甄选，才完成了寻找电视播音员的工作。
中央电视台是在广播大楼西翼四楼起家的。开播不久，又在大楼后面新建了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并在那里播出了近三十年。
女十二中七、八个同学去电视台的那天，演播和技术部门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埋着电缆、水管之类东西的大沟还没有封口。我们踩着一块木板架起的独木桥越过大沟，才从旁门走进了电视台。
我们七、八个同学被带进了小播音室。播音室的一张绿绒面桌子和一把椅子后面是块浅灰色的招幕。屋顶上安装了几个演播灯，桌子两旁还各有两台立地灯。桌子上安着两个话筒。面对桌子还有两台底下带着大园盘可以升降的摄像机。这里的装备跟电影厂的摄影棚有点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