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着耳机的胖姑娘，不知是在听着谁的指令让我们七八个同学轮流在镜头前面随便说几句话并且回答问题，还要朗诵一段，然后再向左转、向右转。
我站在镜头前被这么折腾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我想，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我是领队，我得问问他们。所以，当让我随便说几句话的时候，我就问了：“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他们没有给我回答。接着该朗诵点什么了，我念了首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我们的课文，我喜欢它。
每人都这样来过一遍之后，他们就让我们回家了。临走时，我又问了一遍：“不是说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不参观就让我们走了？”他们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
还是在念初三的时候，学校曾让我去过位于新街口的大众电影社。那是一个晚上，摄制组正在为电影《革命家庭》挑选扮演小妹的演员。哥哥似乎已决定由张亮饰演了，那天张亮也在场。他们说我与张亮站在一起显得太高了。
回到学校，我就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继续读书。虽然我盼望入选，但我那时已经懂得，选演员的时候，参选的人都似商品，合则要，不合则不要。选演员和定演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从电视台回来后不久，教导处的老师让我再去一趟电视台。他虽然让我这么一趟趟地往电视台跑，可从未告诉过我，是去应试电视播音员。我只是听从老师的安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回学校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时，我仍执著地梦想着报考电影学院，从没改过主意。
第二次去电视台的时间是个晚上，而且又只有我一个人，但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轻车熟路地就抵达电视台了。
和上次一样，我又在镜头前面说了、念了，再向左转、向右转了一番。我后来才明白，那是让局领导作最后定夺的举措。那天晚上，他们都坐在二楼总控制台通过导演间的监视器审看着我。直至梅益局长拍下了那决定我一生道路的一板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命运已经就此决定了的处境仍浑然不知。
后来，小播送室里进来了一些人，大概都是电视台和广播局的有关领导，但当时我不可能对得上号。我只记得其中一个瘦瘦小小的中年妇女，用看着自己的孩子似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了一些很亲切的话。她就是电视台的台长、新中国广播事业的第一位播音员孟启予。她有个女儿叫久久，和我一样大，后来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久久的学名叫陈莲，我后来和她也很熟识了。
等那一大群人都离开后，小播送室里只剩下那位胖姑娘小张和我。小张是技术员，她问了我的年龄之后，说了一句令我莫名其妙的话：“你这么小就参加工作呀？”我很奇怪：“你说什么呢？谁说我要参加工作了？”
回学校以后，这一切被我立即忘到了脑后，紧张的总复习已经开始，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有一天，忘记了是哪位校领导找我谈了话，参观电视台的谜底终于揭晓。她先跟我讲了一大通青年人应该服从祖国需要的道理，接着告诉我电视台要调我去作电视播音员，希望我愉快地服从需要。
我非常意外，内心很不平静。如果去了电视台，就意味着我将永远放弃自十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学电影的理想。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很纯洁地把“服从祖国的需要”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不去电视台，又觉得那不是个青年人应有的表现。
校领导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就让我回家和父母商量商量，过两天再给她答复。
念高一的时候，我们班上曾有一个同学因服从祖国需要而离开了学校。她叫王重华，一张十四岁清秀的娃娃脸，却长了个一米七四的大个子，细长细长的。她是班上的体育课代表，一个功课很好的学生。
北京排球队调她去当了专业排球运动员。班上的同学都为她感到无上光荣，还开了欢送会，并在教室前和她合影留念。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王重华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她在排球事业上究竟发展得如何？等到我面临着同样选择的一天，我又想起了她。我格外想知道，她在尚未成年时就对自己命运做出的一生的抉择，是否终古不悔？
我究竟该何去何从？
“人生关键的脚步只有几处，愿你用结结实实的步伐一直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初二作文得了“二加”后抄录过的这段话终于派上了用场。是否去电视台，已是我“人生关键的脚步”了，我的步伐得“结结实实”，我也希望我的成年能“辉煌壮丽”。对人生如此重大的问题，我得好好想想，也该和父母好好谈谈了。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和父亲谈话。
其实，在没有谈话之前，我已经预感到结果了。
我对服从祖国需要的决定没有很大抵触。我对父亲说，好在电视看上去和电影还有些相同之处，虽然它才起步，但可能是个有发展的事业。
当我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