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几乎没有任何油水的日子却实在难熬。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补充一点营养，父母曾带我们去吃过“高级饭馆”。
“高级饭馆”在猪市大街的华侨大厦，每天的供应量很少，要天不亮就去排队拿号才能吃到。由最早来排队的人给大家发号已成为不成文的土规矩。那时一个三级工的月工资还不到三十元人民币，但“高级饭馆”的一盘菜就要五元钱，而且只是鱼香肉丝和古老肉等几样菜式。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我们全家又去了华侨大厦。才十点半过一点，饭馆还没有开门。虽然我们都冻得哆哩哆嗦地站在寒风里，但我们可不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可怜得只有幻觉中香喷喷的烤鹅，因为母亲手里已经握有早晨五点钟就先来排队拿到的号码。我们排在中间靠后一点。
将近十一点，饭馆终于快开门了。这时，大厦门前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哭天喊地的声音。那是一个留着短发、面色灰暗的中年妇女。她嚎啕着说，八十岁的母亲从福建来北京看她，明天就要回去了。在临走之前，她想让母亲吃一顿饱饭，谁知道还要排队拿号啊！她发了疯似的哭喊着：“八十岁了！她不会再来了。我就是想让她在走之前吃一顿饱饭呀！”
空气似乎一下子就凝固了，人们都沉默着，心情沉重复杂。我几次冲动想和父母说：“把我们的票让给她吧！”但我最终也没能吐出那豪言壮语。父母的眼神里也流露出同情和犹豫。我想，在场的人们一定都有过和我类似的冲动，但谁都没开口。在那饥馑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多少年了，我忘不了那个女人绝望的哭喊。不知道那位老母亲是否能熬过那三年“困难时期”？
我的高中同学张德美和郭瑞贞是印尼反华排华时的归国华侨，在北京没有家，都只能住在学校里。张德美担任了班上的英语课代表。
大约一九五九年末，张德美收到了一包寄自海外的生花生。住校生没有炒花生的条件，于是，我自告奋勇地答应帮她拿回家去炒熟了再给他。
我把那包花生倒在一个白脸盆里，再把白脸盆放在了母亲卧室的大立柜顶上，而且，我并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是，几天后的傍晚，当我兴冲冲地准备炒花生的时候，从立柜顶上拿下来的却是半盆花生皮。我顿时呆住了。追查结果，花生是被九岁的小弟大谷偷吃的。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是那个年代的儿歌。那时，市面上提供了一些高价的调剂物资，母亲有时会买些五元钱一斤的桃酥锁在柜子里。饿得发慌的三个弟妹经常由大弟和妹妹望风，小弟动手“行窃”。那是个很老旧的柜子，即使外面加了合页上了锁，也还是能拉开一条缝，小弟的小手刚好可以伸进去。待周末母亲打开柜子打算发给每个孩子一块桃酥的时候，往往已空空如也。可母亲从来没有为此有过一句责骂他们的话。
在那个年代，一袋花生是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我想赔都无从赔起。母亲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但她始终沉默着，仍没有一句难为小弟的话。心虚的小弟躲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不吭。
小弟才九岁，他实在饿呀！看着小弟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很可怜他，就没再说什么。而且，花生已经没有了，说什么也晚了。我只是十分后悔没有在拿回花生的当时立即炒熟，再马不停蹄地给张德美送去。
我一向看重朋友间的信任，花生没有了，我不但辜负了张德美的信任，而且，简直就像个费尽心机打劫花生的骗子！怎么向她交代呢？我忧心忡忡。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向张德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她没有对我不依不饶，但我觉得窝囊透顶。
时过境迁，多年后，人们已能吃饱饭了，老同学们曾有过一次聚会。我向已是中学教员的张德美又提起了那袋花生，忍俊不禁之后，我仍觉得那是一件令我终身遗憾，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在北京景山公园苍松翠柏、红墙绿瓦环绕下，有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建筑，它的正门，与崇祯皇帝自缢的煤山遥遥相望。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少年宫在那里成立了。我作为少年宫第一批的老组员，从初一到高二，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五年的节假日和寒、暑假，直至我去了电视台。
我还是初一的学生时，少年宫到女十二中招生，学校推荐了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考试，一起去的还有后来为中央芭蕾舞团演员的张敏初等人。
自拍完电影，我已确立了高中毕业后报考电影学院的目标。我想，台词、表演课长大一点再学还来得及，但形体课讲究“童子功”，从小训练要更好一些。于是，我报考了舞蹈组。
少年宫舞蹈组设在正殿西侧的偏殿里。那是个半专业水准的校外活动小组，分民间、古典和芭蕾三个班，每周上课两次，由北京舞蹈学校的老师任教。
按我的形体条件来说，是不应该被录取的。舞蹈组的辅导员杨书明，那年只有十九岁。他告诉我，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录取我。我当时的直觉是，学校在推荐报考的学生时，告诉了他们我是《祖国的花朵》的小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