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毛主席亲自到河北省徐水县蹲点的消息，还说那里谷子亩产两万斤、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一头生猪一千斤。
在宋庄人民公社，师生们的主要农活是深翻土地。按照标准，我们得翻地三尺。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生土都翻上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经验的老农是不是也认为那样真的会亩产万斤粮食放“卫星”？
为了鼓舞士气，女十二中及其友校二十五中联合组建了宣传队。二十五中是个男校，位于灯市西口和东口之间的大街上，也就是女十二中初中部和高中部之间。宣传队队长由女十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孙文冬担任。
我在大田里深翻了一阵子土地不久，就被调往宣传队，成了孙文冬的麾下。去宣传队的还有后来考进北京艺术学院的吴晓梅等。二十五中调到宣传队的成员有手风琴好手温中甲和黄旭光等。
自那以后，我与孙文冬、吴晓梅、黄旭光和温中甲的友情维系了多年。一九五八年寒假，我们曾骑车去颐和园冬游。昆明湖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整个园子，游人寥寥无几，借大的湖面上，只有我们五个人。我和吴晓梅、黄旭光、温中甲趴在冰面上扮演着《林海雪原》中小分队的战士，孙文冬像少剑波似地举着根长树枝当指挥刀呼啸着“冲啊！”
孙文冬和吴晓梅已是高三的学生了。中国第一位芭蕾舞女演员白淑湘是吴晓梅的好朋友，她常常谈起“白姐姐”。吴晓梅酷爱戏剧，在颐和园清冷的空气里，她为我们朗诵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和小羊》。那时我们真年轻。
几年后，酷爱音乐的温中甲，经过深造，成了一名颇有造诣的作曲家。吴晓梅在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演过一阵子话剧，现在是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功课很好的黄旭光，在六十年代初高考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可能仅仅因为父亲是位高级知识分子而使高考诸多不顺。经过多年的自强不息，目前，黄旭光已是一位很优秀的中学校长。孙文冬高中毕业后留校当了语文教员，并在“文革”刚一结束就全家移居香港了。
师生们把宋庄人民公社的农田翻了个底朝天，回校以后，学校领导又要求各个班级编排节目，参加东城区的文艺汇演，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在宣传队时，我曾经连唱带跳，外加说相声。当编导，况且，我已被冠以“作文好”的美名，回到班上，同学们自然推举我挑了大梁。
我创作了一个表现下乡生活的雕塑剧，并担任了导演兼效果，我的雷声是用三合板摇晃出来的。在幕后的诗歌联唱中，我还担任了朗诵。班上的同学也都兴致勃勃地当了雕塑，随着后台意气风发的朗诵和歌声摆出了一组组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那浮雕似的斗志昂扬的群像。我们的演出声情并茂、造型讲究、效果逼真，获得了一等奖。
学生们在蹦蹦跳跳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而实际上，白“大跃进”以来，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盛行。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伤害和摧毁了农业，森林和其他资源也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吃公共食堂以来，各地已经开始严重缺粮，农民开始闹饥荒，活活饿死人的时情也发生了。
历史往往在远距离的时空中才能看得清晰。近四十年过去了，当我对那场“大跃进”的内幕及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不知该怎么看待自己在那场运动中的一切作为。尽管我只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尽管我只是数亿个不知就里而又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那场运动中的一个普通人，尽管“不知者无罪”，但，我毕竟是跟着起了哄，抬了轿子。
罪责自然在始作俑者。但事到临头，平民百姓何以分辨真相？有所分辨又何以自决？在那个不透明的年代，中国人是难做的。
“大跃进”的失败加之随后而来的“反右倾”运动，终于引发了经济大崩溃和三年大饥荒。这三年，被定名为“困难时期”。
不久，城市居民开始实行定量供应。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两肉票、一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就连上厕所的手纸也定量供应了。
关于那场灾难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直言不讳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三条，即政策偏差、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但传达给老百姓的信息却是：因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利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单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项目的专家，并向中国逼债所致。
百年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苏联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不只激发了成年人的民族情。爱国心。就连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人也有着一种非常悲壮的感觉，就像《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和许多人一样，在每次讨论粮食定量的会议上，我也自愿地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决心分担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
尽管人们愿与国家共度难关的情操是高尚的，但长时间每天只有不到一斤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