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拍电影的张筠英、柳青和刘家彬也都被录取了。我和张筠英分在了民间舞组。柳青和刘家彬分在了芭蕾舞组。
舞蹈课极其正规化。一开始只是在把杆上的训练以及拉山膀。踢腿等其他基本训练。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我对舞蹈界行话所说的“法儿”(读音是“去声”)开了窍，有了“法儿”，并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
“法儿”是舞蹈内在的神韵。一个舞蹈者即使动作完全到位，如果缺了“法儿”，则毫无味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基训之后，为了配合汉族。维族、藏族等民族舞的课程，才排练了《拔萝卜》、《新疆舞》。《藏族踢踏舞》、《打盅盘》等表演舞蹈。
少年宫的生活，是我丰富多彩的少年时代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严格的基训、有趣的排练，鹫峰夏令营的篝火、慰问解放军的演出，还有辅导员的关怀和小伙伴的友情。
一九五八年，给毛主席献花后的第四个年头，我已经满了十四岁。那年暑假，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参加了在鹫峰举行的夏令营，并将在营火晚会和文艺晚会上演出。
鹫峰脚下的一所学校是夏令营的营地，教室是我们的营房。
有一天午后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刚刚走出房门，迎面而来的一个少年和我同时都愣了一下。我看见的是与我一起给毛主席献花的瞿弦和，一个放大了的瞿弦和，他长高了足足一头还多。他也认出了我，但他再也不是四年前硬要父亲领着挨门挨户去寻找我家大门的那个小男孩了。我们都很矜持，彼此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在拍摄《祖国的花朵》时培养出的对电影化妆的爱好和一点点实践经验在少年宫的演出中声名大噪，不只舞蹈组的小伙伴排着队要我给他们化妆，就连戏剧组也请我过去给予帮助。瞿弦和是戏剧组组员，直到在演出后台，我们才开始交谈。他那时在北京男二中读书，开学后也该是高一的学生了。男二中高女十二中高中部很近，也在灯市东口。他的姐姐瞿弦音是女十二中高我一级的同学。他们的母亲张绍谨是北京女十一中的教员。以后，我和他们一家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年，半专业水平的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口碑甚佳，一些艺术团体往往希望直接从少年宫招生。
一九五八年暑假，两位志愿军文工团的中年人走进了马将军小院找母亲谈话，希望我加盟志愿军文工团。他们看过我的演出，又从少年宫得到了我家的地址。母亲从头到尾，毫无商量余地。
母亲有点让他俩下不来台，可我也只是向他们报以友善的微笑表示歉意，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火力增援。从事电影事业是我多年的梦想，我不会为此改变初衷。
虽然去志愿军文工团的事就此罢休，但我自此对志愿军的动向却格外关注。不久，志愿军就从朝鲜撤军了。
从北京市少年宫步入艺术殿堂的不乏其人。就我所知，我的同代人中，舞蹈组的杨建章、张敏初、肖敏去了北京舞蹈学校，张筠英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柳青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刘家彬去了东方歌舞团。同台演出《拔萝卜》的男孩张大森去了中央民族广播乐团，成了一个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在戏剧组中，瞿弦和、郑天龙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栾景泉去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一九八零年冬天，北京市少年宫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少年宫的第一批老组员、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年人，回到了留下过少年时代美好梦想的地方，人人感慨万千。我写了一首诗，由我、栾景泉、张筠英与瞿弦和登台集体朗诵。
漫漫人生，即使中年坎坷，但我确实曾拥有过一个幸福的少年时代。在少年宫度过的那些令人留恋的日子，则是我生命中的一颗闪光的明珠。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在新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女十二中接受了参加团体操中少女操的表演任务。在训练过程中，我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在少年宫的训练成果，也为女十二中完成少女操的表演任务作出了贡献。
团体操是由国家体委创作和负责排练的。少女操的音乐选用了聂耳的《春节序曲》。训练的程序是先由各参与学校的体育老师前去学习，回校后在体育课上传授给所有参加表演的学生。因为是个群众性的体操表演项目，所以，少女操的动作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动作有“法儿”和“没法儿”则有着天壤之别。
女十二中的石先生是位极其优秀和开明的体育教员。但是，石先生毕竟不是舞蹈演员，也没有受过艺术体操的训练。
在石先生的体育课上，我把她传授的像课间操似的少女操加上了“法儿”，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石先生大度地要求我代替了她。从此，我不但前往受训，学习第一版的少女操，而且，全运会排练期间，整个女十二中从初三到高中的体育课全部由我“脱产”教授少女操。我业务过硬，信心十足，教学组织得井井有条，课堂纪律极好。
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