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我成了北京女十二中初一·一班的学生。女十二中的前身是北京早年有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地处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初中部位于灯市西口的街面上，那是块毗邻王府井的风水宝地。九十年代初，初中部遭到我曾读过的汇文小学同样的命运，也荡然无存了。现在，那里已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早年，居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女学生报考第一志愿的中学，一般都是东直门的北京女二中，那也是个重点中学，只是由于拍摄《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郭言、张筠英、柳青、刘家彬等都要报考女十二中，为了“扎堆”，又听说那个学校的文艺活动很出色，我就舍近求远了。
进初中那年，女十二中招收了十个班的初一学生，并首次按年龄分了班。我和郭言、张筠英都十一岁，分到了一班，柳青十二岁，分到了二班。当五十个十一岁的孩子凑到一起就像五十只猴子的时候，校方对这种分班方式可能已经后悔晚矣。
小时候，随着父亲工作的流动，小学六年，我读过四个学校。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更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母亲工作忙碌，还要操心家务，父亲又多年在外工作，都无法过问我的学业，其间，我又两次离校去长影拍片，心情不免浮躁起来。
参加拍摄《祖国的花朵》和《罗小林的决心》后，我和导演严恭、苏里成了忘年交。我非常盼望他们进京开会或出差。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下榻之处，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一些电影界的老前辈。我还常能沾光观摩一些内部参考电影，像所谓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苏联故事影片《第四十一》、《雁南飞》和《一个人的遭遇》就是那时看到的。那些电影里浓浓的人性和人情，感人至深。我慢慢悟出一个规律：凡是被批判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是很美的。
视野和接触面增加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再也不当众怯场，而且，在进了中学最初的一、二年里，我着着实实过了一段胆大包天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的作文得了五分制的“二加”。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生性调皮的孩子，但在初一·一班，我之所以一度成了课堂上的捣蛋中心，完全是因为我的一只小花猫。
有一天傍晚，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不知被谁放在了我家的大门外，“喵喵”地叫得十分可怜。我锲而不舍地要求母亲收留那只无家可归的小猫，但母亲忙于工作，又有个十口之家需要操心，她连人都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顾猫？我信誓旦旦指天发誓绝不会因为小猫给母亲增添麻烦，后来，母亲妥协了，我成了小猫的主人。被取名花花的小猫，从此与我日夜相随、形影不离。
我用缝纫机给花花做了一个紫红色的书包，上面还缝了一个小猫贴花，骑车上学的时候，装着花花的书包和我的书包一起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一路上，花花用小爪子扒着书包边露着小脑袋东张西望地看着街景。面对着路人诧异的目光，我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上课的时候，花花藏在我的课桌里，我的心也在课桌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懵懵懂懂，课堂提问的时候，经常所答非所问。
对十一岁的孩子们来说，一只小猫比在课堂上听讲要有趣多了，花花自然也成了全班同学的宠物，花花天天分享住校生的午餐。
有一天，教语文的彭先生在课堂上突然停下来奇怪地问：“怎么有猫叫的声音？”贝满的传统是把老师称作先生的。当同学们异口同声地欺骗彭先生“窗子外面有只猎”的时候，我吓得半死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紧张透顶，生怕花花在这危险的时刻不知趣地又叫了起来。我从心眼里感激那些保护了我和花花的同学们。
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听力正常的人绝对能分辨得出教室内与二楼外这截然不同的两个声源，但面对着五十双“真诚无邪”的眼睛，除了怀疑自己的耳朵，彭先生一定没想到别的。
一个雨后的傍晚，花花失踪了。查遍了小院的每一个角落也不见花花的踪影之后，我又抱着一线希望走出大门去寻找。
花花被打死在小胡同口上一个雨后积水的泥坑旁。这一定是那些常常恶作剧的坏男孩所为！他们的行为与我曾见过的在残疾人身后嘲笑起哄的家伙，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人为乐的家伙属于同类。
在对花花这样弱小无辜的生命下毒手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以花花被围攻时的惨状取乐，他们人性何在？我伤心极了。
我把花花裹在小猫贴花的书包里，在小院的苹果树下，含着眼泪埋葬了花花。
从花花遇难至今，我再没养过任何宠物，也绝不再养任何宠物。
那一阵子，我确实有些标新立异、不务正业。我曾爬到学校二楼屋顶上摘黑枣。
与同龄人相比，我小时候体瘦身轻、腹肌强健、臂力过人。在体育课上，很多同学像秤砣似的视爬绳、爬杆为畏途，而我则胳膊往上一伸握紧绳、杆，然后小腹一缩双腿一夹便上升一截，如此三下两下就轻而易举地爬到顶端。上房的时候，我是利用大树作跳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