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有人向校方报告了我为非作歹的举动，班主任谷先生才出现在“肇事现场”。可能担心我被她吓着而失足坠楼，谷先生像对待心爱的小孙女似的细声细气地哄着我下来：“吕大渝！你千万小心，慢慢下来。别害怕！你下来了我不说你！”
谷先生很守信用，我下来后，她果然只字未提，没有批评我。
在学校上房还不算，一个周末，《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去刘家彬家玩的时候，我又登上了她家的房顶去摘红枣。
刘家彬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三十九号。栖风楼，凤凰栖息的楼宇。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这条胡同现已不复存在了，它是在展宽东、西长安街的时候被拆除的。
那时，刘家彬是天安门附近北京二十八中的学生。不久，她去东方歌舞团作了舞蹈演员，我看过她演出的锡兰舞蹈《罐舞》。后来，刘家彬又去了深圳电视台。
著名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也住在栖风楼三十九号。刘家彬家是北屋，新凤霞家住东屋。新凤霞扮相漂亮，她当年演出的《刘巧儿》家喻户晓。
在那所院子的房顶上，当我把摘下的红枣往下扔的时候，房下的孩子们一片欢腾。晚上可能要登台挑大梁的新凤霞终于忍无可忍，她走出了屋门要求大家安静一些。虽然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但直到我当了电视播音员，为了晚上播音时嗓子能拉得开栓，下午非得睡个午觉不可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有多讨厌。
新凤霞的丈夫吴祖光是个著名的剧作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创作戏剧《风雪夜归人》一举成名。一九五七年，吴祖光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去了。
当我正在房顶上兴高采烈大声喧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吴祖光已遭到了厄运，也不知道新凤霞正蒙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折磨。
日后，因电视台的工作我曾与吴祖光、新凤霞有所来往，也去过他们位于东大桥的居所。我俨然一副电视台记者的面孔，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但不知新凤霞是否认出了我就是当年那个在她栖风楼住处房顶上打枣，影响她午休的小家伙？
回首那段日子，我不断地爬树上房，实在不是垂涎于黑枣和红枣。追求新奇刺激，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逆转的特点，我喜欢的大约只是上房本身那种冒险行为。
初进女十二中那段混混沌沌的日子终于有了报应：我的作文得了个“二加”。
当年，每到课间休息的时候，两层楼初一共十个班的学生总是争先恐后地拥挤在那惟一的小门往操场飞奔。
有一天，在颤颤巍巍的旧楼梯上挤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都没想就抄了近道，从楼梯半当中的窗子里跳了出去。那时，我经常做些行动走在大脑前面的勾当。这一跳，恰好落到站在门外的蒋雯先生眼皮底下。蒋先生那时是教导主任。我正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蒋先生说：“吕大渝，你到教导处来一趟。”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导处。蒋先生拿出一本学生成绩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学生成绩册，封面上的“学生”二字被我涂改为“先生”，成了“先生成绩册”。蒋先生问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时，每个学生都有一本三十二开棕色牛皮纸封面的成绩册，记录了各科的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和总平均成绩。学期结束时，操行评语也记录在上。校方通过成绩册与家长取得联络。学期的每个阶段，成绩册都要由学生请家长审阅签字再交回学校。
如果我的各科成绩都是满分，即使我把“学生”改成了“先生”、“校长”，乃至教育局长或部长，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但因我的作文得了“二加”，则属别有用心之列了。
把“学生成绩册”改成“先生成绩册”这一创举，早已被我忘到了脑后，为了应付蒋先生的质问，我只得支支吾吾地编着即兴台词：“我就是觉得学生学得好坏有成绩册，先生教得好坏也应该有个成绩册呀？”不知蒋先生当年作何感想，反正她没再说什么就放了我一码。
虽然蒋雯先生放了我一码，但我自己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从拍完两部儿童片之后，我就树立了长大要报考电影学院的志愿。我的一些课余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安排的。电影学院属于文科类，如果我的作文是“二加”，将来考不上大学，学电影的理想终将成为泡影。
改变作文“二加”的现状已成了我人生之路的当务之急。我备了个小本，见到好的文章、好的句子就抄录下来，积了不薄的一本。我也开始阅读一些名著，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晚上，我阳奉阴违，表面执行母亲按时熄灯的纪律，实则举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小说，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永远失去了一点五的视力，成了个近视眼。
初三时，我的一篇抒情散文风格的作文《北京的早晨》，不但得了五分，还成了范文在班上和年级里朗读。从此，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教文学课的余先生把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