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每当人们提起羊肉，我都会想到我的父亲；多少年了，每当人们问起我的父亲，我都会谈到“羊肉”。
长久以来，在我内心深处，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定位在“涮羊肉情结”上。这一点，父亲可能毫无所知。直至近年，母亲过世，父亲老迈，变成了一个内心寂寞、渴望亲情的九旬老人，我也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对父亲过去那火爆专制的脾气有所理解和谅解，才使我摆脱了那“涮羊肉情结”，不再把父亲和羊肉联系在一起。
自我记事起，直至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父亲似乎长年在外，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父亲的一点影子，只是在拍完电影时，我收到了来自印度的礼物：印度的工艺手提包和前面尖尖翘翘的印度小工艺鞋。两件礼物都是红丝绒绣金线而成，皮制的鞋底上写着“送给吕演员”。据说是父亲在印度的朋友送给我的。那时，父亲先后在中国银行加尔各答和孟买分行担任过襄理和经理。
母亲在马将军小院大兴土木的时候曾说过，要赶在父亲回来之前完工。完工后，父亲去国三年，在“反右”前夕从孟买回到北京，第一次走进了马将军小院。虽然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可我却总觉得家里来了个陌生人。
由于严重的胃溃疡，父亲在去印度之前，在天津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但回到北京的父亲仍然爱喝酒，夏天是啤酒，冬天是西凤酒、五粮液。母亲给他开了小灶。每天下班后，他回到家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喝一点酒，吃一小碟母亲单为他炒的下酒菜。
这本是一幅祥和的家庭生活画面，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为了什么，父亲经常会为家人一句稍不合他意的话语突然暴跳如雷。他对母亲发火的时候最多。虽然每次发作过后，他总是很快地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似的，去跟母亲没话找话，甚至有明显的“讨好”之嫌，但留在母亲和家人心中的不快却不可能像基干民兵似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那时，母亲患有高血压症，即使在高压超过一百八十水银柱时她还在做家务。每当父亲大发雷霆，作为基督徒的母亲总是以向“主”祷告来予以容忍。我听见过母亲无奈的祷告：“魔鬼附体了，主啊！饶恕他。”久而久之，母亲总要在父亲下班之前嘱咐孩子们在父亲面前少说话；久而久之，父亲一回到家，孩子们就立刻像见到了猫的老鼠，鸦雀无声。即使这样，家里还是经常不太平。我十分厌恶那时的家庭气氛。
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涮羊肉冲突”。
从小至今，我一直是个食欲极好的人，但北京的美味佳肴涮羊肉却与我毫无缘分。不是我不爱吃，而是我根本不能吃。小时候，只要一闻到羊肉的膻味，我必定恶心。母亲知道我对羊肉的生理反应，从不曾强迫我吃羊肉。我也很通情达理，从不因我不喜欢羊肉而要求家人也停吃羊肉。每次家里吃涮羊肉的时候，我只是吃些白菜、粉丝、豆腐和糖蒜应应景而已。如此，大家相安无事。
但是，就在父亲回到马将军小院，全家第一次吃涮羊肉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又是只吃些白菜、粉丝。豆腐和糖蒜。父亲见状立即火冒三丈，指责我“挑食”、“娇气”。母亲刚开口向他解释我吃羊肉会呕吐时，他根本不能接受他对我的指责是不了解情况这一事实，而是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再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又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还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仍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
我本是个“顺毛驴”，再加上我又不能吃羊肉，面对着粗暴的父亲，我就像电影里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面对着鬼子的严刑拷打似的，宁死不屈。
这时，母亲也像个中国人民志愿军似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我“齐心团结紧”了。母亲越是数落父亲不应该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教训孩子，父亲越是怒不可遏。他又掉转“枪口”，指责母亲把“骄傲自满”的我“宠坏了”。
那一阵子，只要我有任何事情不合人意，就立即会被说成是因为拍了电影而“骄傲自满”，这令我非常反感。譬如，大齐大哥曾送过我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杯，但我对他一点也不感谢，甚至觉得他“别有用心”。那个杯子上印着的毛主席语录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好好的一顿涮羊肉，出人意料地闹得像《红灯记》里李铁梅她奶奶的台词：“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尽管我的兄长和弟妹们对我十分同情，可他们个个噤若寒蝉，没人敢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吃完的那顿涮羊肉。
我从不是个爱哭的孩子，但吃涮羊肉那天，就在父亲指着我的鼻子大吼的时候，我哭得浑身发抖，手脚抽筋。最后，我冲出家门，“离家出走”了。
我哭着出了胡同往北拐，走了一站，到了交道口，然后往东拐再走一站就到了小叔叔家。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能“出走”到哪儿呢！母亲不必具备福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