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赵中尧。
既骄又娇的非队员杨永丽由张筠英扮演。张筠英从小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进中学后，我和她一度是女十二中的同班同学，并一起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民间舞组的活动，整整五年。高中毕业，她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留校当了台词教员，近年来在社会上担任了大量的影视片配音工作。
调皮捣蛋的非队员江林，由胖乎乎的李锡祥扮演。他成长期间的境遇不是很好，后来去了新疆，在矿上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回过北京，我和拍电影时的小伙伴郭言一起和他见了一面。李锡祥很瘦，看上去十分苍老。童年的往昔像一个远去的梦，令我感到岁月的沧桑。
中队委高桂云由柳青扮演。她中学也和我同校。拍片结束不久，她的母亲被打成“右派”，柳青为此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生活。她后来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毕业后，曾在中新社和长影工作，听说她后来也来了美国。
通过角色的分配，我看出严恭和苏里这两位导演，是照着电影文学剧本中对人物的描述去寻找小演员的。我扮演的刘菊是个瘦瘦小小、梳着两根小翘辫子、很关心集体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我瘦得像“搓板”，我也不会成为导演心目中的刘菊。
分配完角色，试了化妆和服装，便开机了。为了赶在秋凉之前完成外景工作，摄制组的日程非常紧张。
影片的外景地，有“六·一”儿童节听志愿军叔叔讲故事的中山公园、有过少先队队日划船的北海公园、有举行杨永丽和江林人队仪式的颐和园、有江林钓鱼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和拍摄种花那场戏的北京三十七中以及一些街道和民居。
拍电影是个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事业。在北海过队日划船的那场戏，按照导演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小船划到五龙亭后欢快地上岸。为此，从没划过船的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虽然苦练了好一阵子，但实拍的那天，风浪大大，小船几乎完全失控，加上已经人秋，穿着单薄夏装的小演员也不胜寒意，工作几乎无法进行。
这时，摄制组里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跳进水里。他们藏在船尾，把仅作出划船状的我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时，一不留神，露出了船尾的人头，穿帮了，还得重来一遍。
当完成了任务，那些下了水的年轻人上岸时，个个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感动不已又忧心忡仲，一个劲地叫他们大口灌“二锅头”。惟有年轻人和小演员们对这种举动，只觉得“真好玩”，个个兴高采烈。
拍摄《祖国的花朵》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作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轻自己。
我在《祖国的花朵》中扮演了刘菊。刘菊家的外景地，选在北京灯市东口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那所四合院的外院，养着大缸的金鱼，种着大盆的荷花。拍片时，摄制组又搬来了一些小盆的鲜花。
暑假里，刘菊正在家里浇花，小端午顶着正午的太阳，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来，拉着刘菊就走。小端午是帮着姐姐、中队长梁惠明送口信，去帮助母亲生病的江林家干活的。扮演小端午的小男孩赵维仁是扮演中队长的赵维勤的亲弟弟。
那段戏的几个镜头虽然在影片中只是一带而过，拍戏的时间也很短暂，但我却自此成了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二十来年的常客。一起拍电影的小伙伴郭言家租赁了后院的三间南屋。
那个小院的房主是王伯母。中国大陆如今家喻户晓的周恩来的扮演者王铁成是王伯母的儿子。王铁成住在后院的北房。那时，王铁成还是个高中生，和我大哥的年纪差不多。郭言姐弟都叫他“哥哥”，我也曾随着叫过一阵“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很不习惯称呼任何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后来就像对我大哥一样，也直呼其“铁成”大名了。
养鱼、喂鸟、种花、写字、作画、拉二胡、唱京戏……王铁成样样精通。后来，他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以儿童戏为主的儿艺，像王铁成这样的成人演员很难有发挥全面才能的机会。他是自己作“伯乐”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一个特型演员，取得了今天扮演周恩来总理的成就。
虽然如今的王铁成已经誉满全国，用流行的话说是个“大腕儿”了，但他还是当年的那个王铁成，我偶尔回国与他联系时，仍是当年的感觉。
参加《祖国的花朵》拍摄的一帮女孩子，后来一窝蜂地报考了早年的“贝满”女中，也就是北京女十二中。我和拍电影时的小伙伴、王铁成的老街坊郭言，初中同班，高中同校，并成为四十多年的挚友直至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文革”期间在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那所四合院的里院，我和郭言相互理解和扶持所度过的那些无奈的岁月，我也永远珍惜我们四十多年的友情。
多年以后，提起在北京拍外景的往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