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总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一辆车，并对那人和车都怀有深深的歉意。那个人就是当年摄制组的司机陈永年，那辆车就是他开过的一部崭新的深蓝色的车。
陈永年那时在北京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电影局，还是电影艺委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不甚了然。我只知道他是摄制组里的好司机。
每天出外景时，他开的一辆吉普外加后面拖着的挂斗，装下了所有的孩子。
“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只要一个孩子领唱起《英雄们战胜大渡河》，所有的孩子就会立刻跟上。过门、伴唱、合唱有条不紊。我们常常是古今中外，一曲接一曲，欲罢不能，真是颇具水平的童声合唱。当年在行车中体验到的配合默契的满足感，令我怀恋至今。
陈永年喜欢这群一路欢快一路歌的我们，我们也喜欢司机陈永年，喜欢他的吉普车，还常常会以调侃的方式在合唱间隙合说那首摄制组黑板报上的打油诗：“陈永年，真好汉，吉普车，四轮转，又快又稳又方便。”
陈永年曾客串了《祖国的花朵》里的一个群众演员。那场戏是中队长梁惠明要去江林家帮助他复习功课，碰上江林正和外班学生刘小天滚在胡同里打架，一辆汽车突然拐进来，眼看就要轧到他们了，梁惠明冲了上去大喊：“停住！”汽车戛然刹车。
拍那场戏时，在地上挖了很大的一个坑，老摄影师连城和摄影助理尹志以及摄影机都下到了坑里，镜头朝上。梁惠明挡车前的一个镜头是汽车从大坑上开过去的。这辆车的司机就是陈永年。
来到美国上英文会话课，问到我的美国梦时，我的回答之一是“开车”。就像中国人说他的梦想是喜欢顶风冒雪骑自行车上班一样，那些听者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但我自有道理。这是后话。
一九九二年，我有了一辆全新的九二型日本丰田金马利（TOYOTACAMRY）。当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爱车如命的心情时，一件近四十年前的憾事，又涌上心头，我又想起了陈永年，想起了那辆深蓝色的全新的车。
北京的外景工作结束后，我们将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内景。行前，摄制组招待了全体小演员的家长。那天，陈永年开去了一辆全新的深蓝色的大车。小孩子大约全是“人来疯”。活动结束时，我们争先恐后地往大蓝车旁跑，都想第一个上车，但车锁着，窗开着，别人都只好等在那里，惟独我又像消防队长似的兴高采烈地从车窗里爬了进去。对十岁的我来说，那辆车的车窗是够高的。等陈永年找来了副导演苏里，指着被我蹭坏的车漆说着什么的时候，我才知道闯了祸。虽然他们对我没有任何责备，我却懊悔自责了好一阵子。
“文革”年间，忘记了是在哪个公共场所候车的时候，我看见过一个人，很像陈永年，只是一点不见老。那个人也一直在盯着我看。那时，距拍《祖国的花朵》已过了近二十年，我已从一个十岁的孩子长大成人，绝对“面目全非”了。我不能判断那个人是因为曾在电视上见过我而觉得我眼熟，还是有眼力认出了二十年前的我？我真想走上前去问问：“您是不是陈永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一定要对他说：“对不起！小时候，我不应该从您大蓝车的窗子里爬进去。”但我没有过去。在“文革”的逆境中，我几乎断绝了与一切熟人的来往，就算是偶尔碰见了，我也尽量回避。老朋友多年不见，总要嘘寒问暖，可我能说什么呢？说我在“文革”中当了“反革命”，但我是好人？说我正在“走背字”，但我不在乎？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车来了，他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的男人在二十来岁和四十多岁的年龄段时，相貌一般不会变化很大，所以，我更加认定那个人就是陈永年，只是我已经失去了向他道歉的机会。我可能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结束了在北京的外景工作，深秋，全体演职人员又前往长影拍摄内景。我们是乘坐摄制组包下的一节车厢去东北的。
乘火车集体远行，令我兴奋不已。母亲是否来送了行，我毫不在意也毫无记忆，似乎我已经十分习惯独自闯世界了。
继《北海划船》那场戏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我又一次看到了电影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劳。
长影摄影棚的棚顶，吊着许许多多高照明度的摄影灯。棚里，先后搭起过教室、冯老师的宿舍、新年演出的舞台、杨永丽家和江林家等实景。那些没屋顶的教室、宿舍、小礼堂和院落，都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
在拍摄现场，每当看见置景工人敲敲打打赶工的时候，我总有着一种想和他们说说话的愿望。而他们光埋头干活，几乎不讲话。我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就是不知道怎样使谈话开始。倒是他们先对我开了口，只是每个人说的全是一样的话：“你站得远一点，别碰着你。”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一些镜头的拍摄手法对我来说也是新奇的。
“六·一”儿童节，五三班中队去中山公园和志愿军叔叔联欢，伴随着《主题歌》，同学们跳起了集体舞。当年北京舞蹈学校的罗雄岩老师担任编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