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用若无其事的态度来掩饰尴尬，表达歉意。我没有哭。那次在汇文撞破了头，还有辆平板三轮把我护送到医院，这次只是胖胖的严恭伯伯平托着我，气喘吁吁地下了山，把我送进积水潭医院缝了两针。其他孩子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从此，继我五岁时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后，这次，十岁了，在右腿膝盖上又来了个椭圆型的伤疤。
严恭伯伯请来了母亲，一个劲地为我的“负伤”向她道歉，但母亲对我知之甚深，她说，是大渝这孩子淘气，给你们添了麻烦。
母亲所言确实不假，那天，是我先在李锡祥旁边一个劲儿地“挑衅”：“胖子胖子打麻将，该人钱，不还账，气得胖子直尿炕。”把李锡祥惹急了，他才扬言要逮我的。
在拍片子的日子里，我得到了两个外号：“搓板”和“消防队长”。“搓板”是形容我瘦得肋骨像搓板。“消防队长”是因为我爬高上低的能力极强。
完成了北京的外景工作后，摄制组带我们去西山玩军事游戏和野餐那天，我爬到了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上。时间已到，我方是赢家已成定局，但我仍坐在树权上，眼看着大家在树下团团转，就是找不到我，非常得意。最后是才十八、九岁的剧务小曲叔叔抬头看见了我搭在树权上的红毛衣，才发现了我。
整个摄制期间，我会经常起跑、弹跳，然后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蹿到叔叔、伯伯的身上，吓他们一跳。直至我做了母亲之后，已经年迈的老导演严恭和苏里仍印象深刻地提及我“消防队长”的功夫。
《祖国的花朵》的编剧是林蓝。其实，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叫《祖国的明天》，后来征求小演员的意见时才改成了《祖国的花朵》。
影片说的是北京小学一个少先队中队，帮助班上的两个非队员：骄娇二气的杨永丽和调皮捣蛋的江林入队的故事。
就在我跪在窗口看棺材铺的那些夜晚，导演严恭和副导演苏里，总是聚在我的左邻、场记华永庄的小屋工作到深夜。他们在根据文学剧本谈分镜头剧本。
在《祖国的花朵》的拍摄过程中，场记华永庄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华永庄高高瘦瘦的，架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他的工具是“呱嗒板”。那是个长约一尺、宽约八寸、带有用合叶连接着活动把手的小黑板。每个镜头开拍前，华永庄必须把写有镜头号的“呱嗒板”放在摄影机镜头前，并把合页的把手张开，导演“预备、开始”一声令下，摄影机开始转动，只有在敲响和移开了“呱嗒板”，演员才能开始表演。
镜头拍完后，华永庄总要作些重要的记录。譬如：“杨永丽左辫子在前，右辫子在后”、“江林第三个扣子没扣上”等。因为电影中两个连续镜头的拍摄时间未必连续，待隔一段时间再拍时，如果没有场记的提示，后期剪接时，就会出现问题。诸如：同学们去探望烫伤了脚的杨永丽，她正说着一段台词，只是因为中景变成了近景，原来在前面的辫子，突然跳到后面去了；或是江林正在房上掏家雀，换了个景别，原来开着的衣扣突然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之类的事情发生。
镜头开拍时，录下的“呱嗒”一声和“呱嗒板”上的镜头号在影片后期合成时，对声音和画面剪接的必要和提供的方便更不言而喻了。
世界上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大概不多。提起一部好电影，人们注意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男、女主角和导演身上。就算是一年一度豪华之极的美国电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虽然也设立了编剧、摄影、剪接、音乐、效果、美工、特技、化妆、服装以及最佳男、女配角等奖项，但对导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场记是不会有人提及的。
对摄制组的其他工种我也都十分好奇，特别是电影化妆。我曾长时间地观察化妆师毕叔叔和李叔叔的工作。后来，我要求允许我动手给群众演员化妆，他们同意了。我是那群孩子中惟一获得许可为群众演员化妆的一个，一个十岁的化妆师。
我对电影化妆的兴趣由此开始。去中央电视台当播音员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成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录制歌舞节目时的“特约”化妆师。电视台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彩色电视开播以后，才有了第一个专职化妆师梁青梅。
在我刚刚住进《祖国的花朵》摄制组，兴奋得无法入睡的那些晚上，每当夜阑人静之时，我总是导演严恭谈分镜头剧本时隔墙的耳朵。以后，看懂了那些镜头号、长度、景别、推拉升降摇移、台词、音乐、效果等的内在关系，我对镜头的运用和组接有了一种感觉。这对我日后中年改行，从电视播音员转向专题节目编导时受益匪浅。
《祖国的花朵》电影分镜头剧本完成后，要开拍了，这时才宣布了角色的分配。
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赵维勤，十二岁，是来自第四十中学惟一的初中生。她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很敦厚的样子。在学校里，她还当过少先队大队主席。赵维勤扮演了中队长梁惠明。她后来进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她的父亲是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