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二哥去汇文住校不久，母亲花了三千元人民币买下了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我家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一住三、四十年。准确地说，当时是花了三千万元人民币买下的那个小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币的一万元只等于现在的一元钱，几年后，因为票面的单位太大，使用不便，才进行了改革。不过，那时的钱比现在可经用多了。譬如，一九五三年，满街挺好看的苏联花布才两毛九分钱一尺，我夏天的裙子和衬衫、冬天的棉袄和罩衣，都是母亲用这种棉布在她那台“圣家”缝纫机上做出来的。
马将军小院的大门是红色的，门上原来有两个铜门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不见了。那时，人们得到处搜罗“废铁”去“大炼钢铁”，不只我家的门环让人橇走了，好像整条胡同的门环在一夜之间全都不翼而飞。其实，“土法炼钢”并不用黄铜，我家那个铜门环也许是让人混水摸鱼，偷去卖给“打鼓的”了。所谓“打鼓的”，就是左手捏着个小鼓，右手拿着根藤蓖子，肩上背着褡裢或腋下夹个包袱，一边敲打着、一边吆喝着，走街串巷收购旧货的人。
马将军小院只是南、北、东三面有房，并不是个四合院。小院的门洞与紧挨着它西墙的两间南屋面积相同，也有一间房那么大，煤球、劈柴、蜂窝煤和一些杂物靠墙堆放。迎面的影壁后头，是与门洞垂直的厕所和厨房。三间北房前有一个廊子。西墙毗邻乐和中药铺。药铺的大门原来开在西面的交道口南大街上，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药铺关了张，成了小杂院，南墙上又凿出个小门，自此，我家就从马将军胡同西口路北第一家，变成第二家了。
小院里最好玩的地方是厨房。厨房里用的烧煤球的大灶，高及大人的腰，有两个炉眼，还有一个放水氽子的小炉眼。大灶里面藏着很多土鳖和油葫芦。油葫芦貌似蛐蛐，个头比蛐蛐大。母油葫芦尾巴上长了三根“枪”，又叫“三眼大扎枪”，可“三眼大扎枪”只是个样子货，不会叫。公油葫芦是“二眼大扎枪”，虽然少根“枪”，倒还能出点声音。大灶里还有一种灶火马子，个头虽比蛐蛐小，晚上却叫得很欢。
听说，我家的小院本是老时候一个小官僚娶的法国老婆的产业，母亲接手后的第二年便开始大兴土木。按她的要求，修房工人拆掉了大灶；把北屋的大方砖铺到了院子里；北屋连带走廊改成了花砖地；打通了北屋东边的里间与廊子的隔断，不但扩大了住房面积，还安了西窗，改善了采光；最后，用剩余的木料打了张一米多长、结结实实的小饭桌。
从小，我就很害怕各类蠕来蠕去的软虫子。小院西边的花圃中原来有棵大毛桃树，绿树成荫的时候，尽是淡绿色的“吊死鬼”。后来，母亲找人锯掉了毛桃树，栽上了一棵小苹果，可多年来光开花不结果，后来又改成了迎春花。
我在汇文住校，每个周末回到马将军小院，常常玩得“惊心动魄”。我带着大弟大庆迷路的事情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那天，已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工作的母亲去小叔叔家“走动走动”了。我闲来无事，便决定带着大弟去北海公园玩一玩。那年我八岁，大弟六岁。刚到北京时，母亲曾带着孩子们去过一次北海。我觉得去北海实在是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带着大弟往南走了一站，在宽街上了开往三里河方向的十三路公共汽车，到北海后门下了车，买了门票，开始逛北海。玩了一会儿，我打算回家了，快要出大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公园的大门怎么和来的时候不一样？进门时长驱直入，可出门时怎么加了个转门挡在那里？走出大门后，发现景致与进门时截然不同，我顿时傻了眼。原来，我们进的是后门，出的是前门。刚到北京没多久，我并不知道北海公园还有前、后门之分。
大弟一看我慌了神，一下子就咧嘴要哭，可大弟一哭，别人一定会发现我们是迷路的孩子，要是让“拍花子”的碰上，就大个不妙了。传说“拍花子”的就是用蒙药拐卖儿童的人。我赶快止住大弟，告诉他：别怕，我认识回家的路。大弟相信了，也就不打算哭了。我正暗自着急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辆三轮车，便立即有了主意。我叫住了三轮，询问去马将军胡同要多少钱？我想，为了我和大弟的安全，绝不能让三轮工人看出我们的处境，于是，我假装很熟悉地形似的告诉他，就在宽街过去一站，交通部的对过，还假装是坐三轮的常客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以五毛钱成交。其实，我身上只有一毛钱。
我带着大弟坐上了三轮。那个年代的北京，有着许多小人书店。后圆恩寺东口的小人书店，好像是个过道改建的，又细又长。我在那里看过很多一分钱租一本的小人书，除《红楼梦》、《儒林外史》、《卿斋》和电影故事以外，还看过不少小学上抓国民党特务的小人书，敌情观念挺强。我不认识路，万一拉三轮的是特务冒充的，他把我和大弟拉到没人的地方害了可怎么办？我心里仍然十分紧张。等三轮走到我熟悉的大佛寺了，我才断定我们没有碰到特务，踏实下来后，我突然感到拉三轮的是个非常好心的人。
一到家门口，我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