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三轮，冲进大门就喊：“好婆，快给我五毛钱。”
搬到马将军小院不久，我就学会“掏裆”蹬自行车了。“两航”起义归来时，和母亲那台美国“圣家”缝纫机一起，还带回来一辆英国“菲力普”28锰钢自行车。我才八岁多，当然骑不了那辆男车。我只能双手扶把，右腿从大梁下掏过去，站在脚蹬子上半圈半圈地蹬车。后来，我还能撒把耍上一段，跟杂技演员似的。这比去北海公园好玩多了。我仍带着大弟分享我自学成才的蹬车成果，大弟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带着他在胡同里钻来钻去，玩得不亦乐乎。
胡同里住着一个夏老头子，这是大人们背后对他的称呼。夏老头子有七十多岁了，长着高高的个子，挺着直直的腰板，穿着长长的大褂，留着白白的胡子，是个很有气派的老人。
有一天，我带着大弟在胡同里窜得正欢，只听得底气十足的一声吼：“下来！”迎面而来的夏老头子把我吆喝下来教训了一通：“多悬哪！你摔着他怎么办？”他还跑到母亲那里告了我一状。从此，我蹬车带着大弟走街串巷成为非法行为。
东邻张妈妈一家四口租着的乙十八号王兰玉家的两间小南屋，收拾得很整洁。
张妈妈有两个女儿。姐姐小霜后来学了画画，在工厂设计花布。妹妹小秋会用空鸡蛋壳做挂着的小洋人：张妈妈家吃鸡蛋的时候，小秋就在鸡蛋两头各抠一个小洞，把蛋黄和蛋白吹出来，她在蛋壳上画上大眼睛、红嘴唇，再把棉花用烙铁烫糊了，粘在蛋壳上，做成小洋人电烫的黄头发。做小洋人时，一不留神就会把蛋壳弄碎了，得非常小心。后来我也会做了。
张伯伯又高又胖，爱说笑话。他说，他的肚子叫“皮肚尔”，和法国总统蓬皮杜是哥儿俩。张伯伯不是有钱人，而张妈妈的父亲原来是大同铁路局的局长，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他们就逃跑了。
张妈妈叫严博慈。我爱上她家串门。隔着小院，一听见她在案板上清脆的剁菜声，我就往她家钻。我爱看她干净利索地贴饼子、蒸馒头、做菜团子，我爱跟她聊天，听她讲很多老时候的事情，我还总盼着她请我尝尝她的贴饼子和棒子面菜团于。
母亲和张妈妈是好朋友，我和张妈妈说的任何话，都能传到母亲的耳朵里，于是，有时我对母亲有意见了，就去跟张妈妈说，譬如“昨天我肚子疼了，可我妈非叫我干活”之类的。这样一来，特别见效，母亲往往好几天都不会叫我干活。
离开汇文的那年暑假，我玩开了母亲的“圣家”。
那个年代，老百姓还兴打袼褙，就是用稀浆糊把碎布或旧布一层一层地裱成厚片，用麻绳纳鞋底，做布鞋。母亲没空儿给我们打袼褙做鞋穿，我是学着张妈妈的做法，自己晒了袼褙，给妹妹和小弟用缝纫机做薄底白布凉鞋的。
我实现了机械化，用缝纫机代替手工纳鞋底。给妹妹做的那双还算顺利，给小弟做的时候，因为袼褙太厚，针扎不透，正费劲的时候，我一伸手，缝纫机针一下子从我左手中指的指甲处穿了过去，我使劲一缩手，就把针拉断了，只见中指尖上，一边露着一截机器针。我大声喊着二哥：“大蜀，快来！”二哥闻讯赶来，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连问我：“怎么办？怎么力、？”我说：“快去拿老虎钳子！”他拿来了老虎钳子却下不了手。我捏着中指，冲他大声嚷着：“拔！使劲拔！”以老虎钳子当手术器械太过粗糙，但二哥这位哆哆嗦嗦的“外科医生”终告成功。针楔在手指里并不流血，拔出来之后才见了点红。
虽然用缝纫机做凉鞋出了工伤事故，但我对缝纫的爱好却丝毫不减，母亲在一些关键之处的指点，使我对自己的做工颇为自信。
我从少年时代起不但喜欢在缝纫机上做衣服，连白夏布衬衫上的扣子也是用红白两色的玻璃丝自己编成的，我还会用玻璃丝编成精致的小花篮和小草帽作胸针。
当了母亲以后，我的苗儿五岁生日时说：“我还从来没穿过买的衣服呢！”我这才花五块钱给他买了一件海蓝色的口袋上有两只小狗贴花的罩衣。不过，那时自己给孩子做衣服，已全非兴趣使然，我只有四十九元的工资，量入为出罢了。
到了美国，有兴致时，我还是热衷于买点布头缝制枕套。被子和窗帘。我曾幻想着把留在北京的那台“蜜蜂牌”脚踏缝纫机运过来，但面对种种麻烦，只好买个电动的“圣家”来代替了。来之不易的东西才令人格外珍惜，我仍然怀念北京的“蜜蜂”，那好不容易弄到张“缝纫机票”才到手的“蜜蜂”。
我从汇文回到小院，二哥独自留在了那里。大哥已是高中生了，不屑与“小不点”为伍，于是，我一度和大弟、妹妹及小弟结成了伙。大哥养了几只鸽子，他热衷的是上房对鸽子摇旗呐喊，招它们回窝。白鸽带着哨子呼啸着在空中盘旋，有着浓郁的老北京风情。
大哥就读的北京五中是个男校，我家门前是他一帮同学的必经之路，每天放学，他们都会成群结伙地冲着我家大门“一、二、三，吕大齐，骑大驴”地齐声高呼。参差不齐的弟妹们乐不可支：收音机里天天“骑着马儿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