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而我家大哥却“骑大驴”。每次，我都带着弟妹们“胳膊肘往外拐”，兴高采烈地狂奔出去，夹道欢迎这支队伍。一旦大哥“得罪”了我们，“报复”的手段就是：“一、二、三，吕大齐，骑大驴。”
在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并留校工作的王志超，就是那支队伍中的一员。他和大哥在大学也是同学。后来，他成了我家几代人的朋友，给过我们很多帮助。
北京五中是北京市的重点学校，现在已是男女合校了。大哥的同学吴昌顺留校当了老师，后来成了五中校长。大弟和我的两个孩子也都曾是五中的学生。
在小院里，我也领着弟妹们做过很讨厌的事。五十年代，人们的打扮一般都是“清汤挂面头”、“中山装”和“列宁装”，根土。但与我家仅一门之隔的十七号高台阶的大门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好像都是教员，先生似乎叫黄汉，那位徐姓太太，身材很匀称，她剪了一个“赫本头”，夏天爱穿一条紧身的半长裤，更衬得身材凸凹有致。胡同里的人背后都叫她“大港人”。“港”在这里作形容词，在当年是贬义。一度，每当他俩从我家门前走过，我总带着弟妹们探头大喊一声“大港人”，然后赶紧“得胜回朝”，逃回小院。后来，我在胡同里和他们“正面遭遇”时，他们对我的友善，令我羞愧难当。以后，我再也不干此类勾当了。
按时下美国人的标准，我的恶作剧，应属人身攻击、精神虐待、侵犯人权之列，实有刑事犯罪之嫌。
其实，身材漂亮，本是件赏心悦目、不可多得的事，况已，人家好好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并没有妨碍任何人，只不过他们当年在个人服饰上没有随大流而已。如果只是胡同里的“小脚侦缉队”头发短、裤腿瘦地婆婆妈妈一番，充其量不过是小市民的妒嫉和浅薄而已，但是，“四人帮”利用一帮青春期的青少年，也就是美国人最头疼的“teen－agers”去打头阵，搞所谓“破四旧”：剪裤腿、剃“阴阳头”、“抄家”、“打砸抢”，继而发动一场历时十年、波及全民的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则是祸国殃民的罪行了。
当然，我在小院里也不总那么讨厌。母亲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工作不久，因为成绩优秀，又被调到东四五条幼儿园，一个重点幼儿园去了。她经常被要求观摩教学，还被评为了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有时回家很晚。我心血来潮的时候，常常会帮助母亲担负起“教育”弟妹的工作。
四岁多的妹妹不爱吃窝头。有一天，我和大弟、小弟和妹妹晚饭后坐着小板凳在院子里乘凉，讲故事。每到这种时候，我们四个孩子就特别亲密。我告诉妹妹：街上长“鸡胸脯”的人，都是因为小时候不肯吃窝头。我吓唬她：哎呀！你已经有一点“鸡胸脯”了。我向大弟眨眨眼睛，大弟与我十分默契，假装为她检查一番，还说：嗯，是有一点“鸡胸脯”了。“鸡胸脯”就是“前罗锅”。妹妹吓得要哭。我说：没关系，现在赶快多吃窝头，还来得及缩回去。从那以后，妹妹不肯吃窝头的毛病，被我一次就治好了。
不过，我们每次乘凉，也并不总是这么这么有教育意义。小弟那时才三岁多，有一个热水瓶盖是他的尿碗，给他接尿用的。有一天乘凉的时候，不知大弟从哪儿学来个恶作剧，他对小弟说：我敢吃尿。说着便把手指往尿碗里一蘸，然后就把手指放进了嘴里。小弟犹豫了一下说：我也敢。他也把手指往尿碗里一蘸，接着就把手指放进了嘴里。他嗫完手指头以后说：咸的。多年以后，大弟才坦白，他是把中指放进了尿碗，把食指放进了嘴里。
一到夏天，我们就坐着小板凳，围着小饭桌，在院子里吃晚饭。穆大妈做的烙饼、糖三角和芝麻击花卷，母亲的炒菜。卤肉和凉拌小萝卜都很好吃。穆大妈是河北廊房来的保姆。
母亲炒菜的时候，我爱在旁边看热闹，她不时讲上的几句烹调经验，使我一生受益。
暑假无事，我领着弟妹在门洞里包饺子玩。我比母亲有创新精神，敢做西红柿馅的。可包着包着，馅越来越稀，我们最后吃的是西红柿肉末片汤。
有时候，我很想捞到母亲的夸奖，便常常在母亲下班以前，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我领着弟妹们一起大扫除，把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把花砖地拖得油光锃亮，比穆大妈收拾得还干净。我们四个人翘着脚坐在椅子上，都不下地，别人进屋踩地，就群起而攻之，连“好婆”和“阿爹”都不能幸免。等到母亲回来，我们像一群小鸟似地拥上去，等着她的表扬。母亲倒是很高兴，可我们怎么示意，她都不夸奖我们收拾了屋子。她一定以为是穆大妈收拾的。最后，总是我忍不住告诉母亲：“这是我们收拾的屋子。”
从汇文到东四一中心走读，高小两年，我只在家里住了一年半，另外半年，我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刚进中学时，我再次离家去长影拍片。此外，中学五年的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几乎全交给了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从初三到高中，我又在学校包伙和上晚自习，整天早出晚归。读完高二，我就被电视台选中，离开了家，先住在北京广播学院，后来又搬到了电视台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