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祖籍是苏州，但我把北京视为故乡。自一九五二年全家移居北京，到一九八七年我离开中国，北京三十五年的生活，甜酸苦辣，大起大落，留下了我从少年时代到不惑之年的生活轨迹。
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学识不错，英文极佳。但“两航”起义归来，在天津民航局，他只是个工会副主席，管管联欢会之类的一个闲差。后来，他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工作，先后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一走数年。
因为小叔叔和三叔叔已经定居北京，小叔叔还买下了北新桥仁德里一号的四合院，三叔叔也搬到了交道口东大街，住在小叔叔家的大斜对过。为了有个照应，父亲走后，母亲辞去了天津培新幼儿园主任一职，一九五二年暑假，带着孩子们搬到北京。她后来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和东四五条幼儿园任教。
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八岁半了。
刚到北京，母亲带着从两岁到十五岁的六个孩子暂时挤在小叔叔家的东房。
当小叔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在青岛的父母曾把他和也尚未成年的三叔叔和姑姑接到青岛念书。他们三个人的食宿和学杂费不是个小数目，但自幼失估的母亲推己及人，不但毫无怨言，每到周末，还总是做了好饭菜，等着他们从学校回来“打牙祭”。特别对最小的小叔叔，母亲更是关心和照顾。多少年来，小叔叔对此没齿不忘，始终敬重如母的长嫂。
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始时，因为还没有安排好住所，母亲只好让我和二哥跟着小叔叔家在汇文小学住校的堂哥嘎嘎一起，也去汇文住校了。我在汇文只上了四年级，二哥上了高小两年。
父亲曾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了《奥勃洛摩夫》等文学作品，他用的笔名是齐蜀夫。《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同察洛夫的名著。
我和二哥去汇文住校不久，母亲便用父亲的稿费积蓄，买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从此定居下来。
十三年后，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变成了东旺胡同四十三号。“文革”刚开始，就像很多原名“有财”、“富贵”的人改叫了“卫东”、“永红”似的，马将军也给破了“四旧”，取名东旺。那时，曾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成了“反帝路”，苏联大使馆前的那条路则是“反修路”了。
汇文是北京早年的名校。中学是男校，为北京二十六中的前身，原来在崇文门城根儿下。小学原来在东单盔甲厂。
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广播大搂、电报大楼、工人体育场和北京火车站。因为汇文的地皮全部被北京火车站占用，中学便拆迁至龙潭湖附近，小学就此不复存在了。
当年的汇文小学由南、北两个院子组成。男生宿舍在北院，女生宿舍在南院。
我的宿舍紧贴南院的北墙，坐北朝南，在大门的东边。宿舍的房门靠西，迎面靠北墙是一排木板大通铺，并排约安置了十份铺盖，门边有手靠南墙横放了个木制的上下铺，东南角惟一的南窗下紧挨着上下铺横放着一副铺板。我去了之后，在那块铺板旁边又拼上的两块木板便成了我睡觉的地方。南北铺位之间本来就只有一米左右的通道，在东南角加上了我的铺位以后，更窄了。
我在班上住校的同学中年龄算是小的，最大的女生已有十三、四岁了，因为她们已经有了“倒霉”。“倒霉”是她们对月经的称呼。
大女生都住在“新北京”。长大了我才知道，她们说的“新北京”，就是从长安街往西伸展，远远的公主坟、玉泉路、五棵松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总部和军区大院都新建在那里，工作区和生活区占了很大的地方。当年，距繁华的西单仅公共汽车三站之遥的复兴门外就已经很荒凉了，与古老的北京城相比，那里确实是“新北京”。
从气质上看，大女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来北京随军的军队干部子女。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班长。
大同学并不欺负我，在宿舍里，有时我们还玩得很快乐。有一次吹熄灯号前，我在大通铺上追跑打闹，玩得忘乎所以。为了不被逮到，我从大通铺往上下铺的下床猛跳过去，头部狠狠地碰到了上铺的床帮子，脑袋撞了个大口子，顿时流血不止。乐极生悲，大家都傻了眼。班长找了个平板三轮，同学们前呼后拥，像护送《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病员似的，把没能“轻伤不下火线”的我，送到了同仁医院，剪秃了一块头发，缝了好几针。
第一次离开母亲住校，每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我之所以没有像有些初进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杀猪般地哭闹，还能玩得差点“流血牺牲”，只因为我觉得二哥和嘎嘎就近在身边，心理上颇有安全感。其实，我不见得天天都能碰到他们。
离家住校，虽然我在情绪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但对“睡觉”则视为畏途，并大吃苦头。
小孩睡觉尿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我直到十岁左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