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二月，我们一家八口从香港回到上海。没多久，父亲被分配到天津民航局工作，先行前往报到。稍后，母亲才带着六个孩子抵达天津。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年半之久。
我家先在马场道落脚，不久迁至位于河北路的民航局平房宿舍，最后，因为母亲应聘出任天津民航局的子弟学校培新小学的幼儿园主任，为了便于她就近照顾子女和家务，我家又搬到了学校对街的成都道伦敦里居住。
那时，我和二哥进了培新小学，大哥进了志达中学。在家的大弟、妹妹和小弟由父亲的婶母、从上海来与我们同住的三好婆照顾。
初到天津，我已经满了六岁，进了二年级，该是好好读书的时候了，但是，动荡的生活，使教育无法有个连贯性，我的学业便脱了节。这在珠算课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每次课堂练习或考试的时候，我只用笔算写出答案，虽然得数完全正确，但从不写一句珠算口诀，因为我没学过。一旦老师要求我写口诀，混不过去了，我便装病，说自己不舒服，于是，老师就把幼儿园的王主任——我的母亲请来，带我去医务室“看病”。我很紧张，因为我根本没有觉得不舒服，生怕我装病的诡计露馅。但是，天助我也，每次去医务室试体温表，我都被诊断为“低烧”。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我真的是低烧，还是因为既然“病人”来了，医生总得有个“说法”？他们说，我发烧的原因是扁桃腺肥大。
歪打正着，没想到，我的装病，给我带来了一段大吃冰激凌的好日子。
当时，正好大弟也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烧。刚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和大弟作伴住院，一起去割扁桃腺。手术后，医生说，怕伤口发炎，需要多吃冰激凌。我和大弟住在医院里，天天强烈要求母亲遵医嘱买冰激凌，理直气壮地大吃了一阵，而且，我还比大弟多要了一个洋娃娃。那时中国的人口不似现在这么多，一个扁桃腺割除术还可以让我和大弟住进医院，吃了几天冰激凌，像过年一样快乐。
“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我的珠算期末考试得了百分制的十五分，出院后，母亲就忙着给我恶补珠算，准备开学后的补考。那时，母亲常说我的“十五分”真让她“丢人”。暑假里，我“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地背了一通口诀，补考得了一百分。补考过后，我不让母亲王主任“丢人”了，也就交了差。不过，如今我还是不会打算盘。
五十年代初，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记得在天津民航局一次欢迎苏联专家的联欢晚会上，当司仪报完“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南泥湾》”，大幕拉开，我懵懵懂懂地走上台去，这时，一个人走出来，把一个凳子放在麦克风下，接着把我举到了凳子上，全场顿时哄堂大笑，吓得我两腿发软，哆哩哆嗦地“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了一番。
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独唱演员，一定是母亲的功劳。母亲早年惟一的嗜好，是学生式的音乐舞蹈。在教会弹琴唱诗、教幼儿歌唱舞蹈不说，一九二八年，她参加了《五月的鲜花》作曲者阎述诗领导的沈阳谐和歌咏团，还在进步歌舞剧《梦里桃园》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女神。演出在沈阳轰动一时，并应观众要求，于一九二九年再度公演。直至年逾古稀的暮岁，母亲还应沈阳音乐团体之邀，凭记忆逐字逐句记下了《梦里桃园》的全部词曲，并撰文《忆阎述诗和〈梦里桃园〉的演出》，刊登在一九八五年四月的《音乐生活》杂志上。
我登台独唱，虽然使母亲“后继有人”了，但“青出于蓝”并未“胜于蓝”。那年我七岁，首次“献演”，也是首次“现眼”。上台的感觉并不好。这种当众紧张的状况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一直到我后来在北京东四一中心上小学五年级被课堂提问时，腿还会发抖。记得好心的地理老师尽给我答案极短的问题，诸如：甘肃省的省会在哪儿？我仅答“兰州”二字，便可混个满分。
天津两年半的日子，给我留下了一些难忘的生活画面。
在伦敦里的铁栅栏门外，冬天的夜晚，总有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挎着用棉垫子盖着的竹篮吆喝：“馒头，豆沙包。”路灯昏黄，寒风瑟瑟，没有什么人来买她的馒头和豆包。她实在太老了，我很可怜她。至今我还记得她吆喝的调子。
搬到河北路以后，有一天午饭时，才两岁多的妹妹大曼失踪了。原来，她拿着个搪瓷小碗和一个铝勺，独自走出大门，并沿着大街一直走了下去。全家大小都慌了。母亲把她找回来以后，孩子们都被好好地教育了一通。
不久，我家搬到了成都道伦敦里。有一天，一个好像刚刚当了新郎格的街坊叔叔，要带我去看电影。我穿着一双方口没横带的胶鞋，生怕鞋子掉下来，使劲儿勾着脚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我突然想起，他带我出去玩的事并没有告诉母亲。看电影要很长时间，家里找不到我又要像上次丢妹妹那样着急了；另外，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到远处去，也使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变了卦，虽然有点不敢向那位叔叔张口。但最终还是坚持回了家。
在我半百的岁月中，许多往日的记忆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