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反驳说：“日方船主、领江有否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因为是他们拒绝检查，并开枪打人。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官兵也有伤亡，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的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的轮船嘛，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领事说：“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予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极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不予理会，板着脸说：“我只管戒严权。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谁，砍头！”

    日本人碰了钉子，把北京政府、各方军阀清出来向贺龙求情。可是，贺龙铁面无私，一概置之不理。他告诉那些“大脑壳”，无论你们谁来，只有日方赔礼道歉，赔偿我军损失一百万元，才能释放被扣押的两个日本人。

    这一下，使所有的“大脑壳”束手无策了。

    一年以后，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率部回到湖南。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以后，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

    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可是，也深深刺痛了贺龙的心。他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两个日本浪人一道捉起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械处长，叫张介一（即张运孤——笔者注）。你看呀，那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械处长连信都没有一封。”

    “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灰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缠。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1923年冬，刘湘、杨森再占重庆。成都讨贼军内部分化。熊克武去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兵贵州省铜仁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发表了《北伐宣言》，申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他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并委任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然克武受命后，与湖南省长赵恒惕商定，“借道湘省北伐”。他委任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部为前锋，离黔入湘。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行前，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建国川军第一、第二两军，与建国滇军及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部分湘军彼此呼应，待机北伐。

    据此，熊克武决定，贺龙率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西南地区的军队驻在湖南境内，使湖南当局忧心忡仲。湖南督军赵恒惕有碍于广州政府北伐大业，表面敷衍，实则大加防范。湖南各处地方势力则极力抵制，甚至刀兵相见。贺龙率部进入津、港时，追州镇守使唐荣阳即以其全部兵力远出拦阻，但被贺龙所败。12月2日，贺龙占领治州。此时，他的部队已有了很大发展，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大到了十个团，人多势众。1925年2月，贺龙被委任为建国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然而，到了3月份，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形势很快出现了变化，赵恒惕不再敷衍广州政府。他操纵省议会，通过了武力驱除建国川军出湘案，并发出最后通谍，限令建国川军在两个星期内离开湖南。

    熊克武在常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建国川军的行动。会上意见不一。熊克武力生按广州政府胡汉民来电精神，将建国川军开赴广东。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3月下旬，熊克武来潜州，动员贺龙率部与其同往广东。

    对于这位老同盟会员，贺龙历来十分尊敬，但这次却对熊克武去广州的决定持反对态度。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广州军政府内部矛盾突出，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与国民党元老派结盟，力图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西南军阀后继尧，以副元帅身份，派人在广州活动，企图争夺大元帅的位置；驻广东的阈、滇、黔军队将领，也想乘矾扩大各自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川军再去广东，不仅会增加革命阵营内部矛盾，且有可能被别人所吞并，部队存亡很难预料，这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无益。何况，自己的部队入川三载，连年征战，损失不小，直到移驻津澧，经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部队面目才为之一新。他的部下大都是湘西人，听说可能开赴广东，有人已泣涕请命留守本土，如果冒然行事，部队可能分裂。对于熊克武说的，他去广州是要“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