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讨贼作战中，贺龙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功勋卓著；所率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是一个甚得民众称道的勇将。他先后担任了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但是，对于四I；D的南北战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同刘达伍谈起重庆浮图关战斗时，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困难呀！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收拾？”

    看来，他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对这场战斗的前途充满忧虑。

    不管他对这场战争的前途有什么想法，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却是寸步不让的。

    1926年6月，贺龙率部与第H军汤子模师协同，攻占了川东重镇涪陵，切断了长江交通线，阻止在万县的援川北洋军西上。8月，吴佩孚派日清公司客轮宜阳龙、云阳九装运大批军火运往重庆，支援杨森、邓锡候，并派其军械处长张运矾押送。

    这两艘船都是日本人的。日本船主命令两轮挂起了日本国旗，从武汉起程，沿长江上驶重庆。吴佩孚认为，日本人一出动，日本旗子一挂，在长江上便无人敢管，援川弹药就万无一失了。

    他想错了，中国敢管的人是有的。

    这件事被贺龙派往武汉的人侦察到了，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感到此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扬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要是把船放到了重庆，卸下军火，充实了敌军，对讨贼军极为不利。怎么办？大家议论说，应该不准他们通过，迫其返回武汉。如果将船扣留，就会惹出大麻烦。

    贺龙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嘛，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这玩艺我们也缺呀！扣了它，我们多了一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一定要打胜。更重要的，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贺龙的主张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可是，船怎么扣法呢？

    贺龙说，日本商人一向见钱眼开，贪图小利。我们可以派人装成老百姓，要求搭船去重庆。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一上船，就由不得他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既可以不在长江上公开动武，又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留“宜阳丸”，周西成负责扣下“云阳九”。

    第二天拂晓，两艘日轮驶近涪陵城西无把坛都堂嘴码头，看见码头上有不少人挥手叫喊，要求搭船。日本船主观望了一阵，觉得没有异状，下令停船，但不靠码头，让搭乘人坐小船过来。

    贺龙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小船而来。化了装的卫土紧跟左右。七、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轮船。贺龙一挥手仗，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控制了驾驶台、机器舱、船长室、货舱等重要场所。贺龙下令：“检查！”另一部分官兵立即散开，开始检查。

    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日本轮船的人。他那帝国主义的老大心灵受到了损害，拔出手枪，开了火。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击毙了船主。

    贺龙下令说：“船上所有人员、物资全部扣留！让轮船靠岸。”

    结果，缴获子弹82万2千发，炮弹3百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遗憾的是，周西成胆小怕事，怕得罪外国人，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又因为计划不周密，使装满3千支步枪的“云阳轮”逃回了万县，连副官也让人家带走了。

    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信上说：“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须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没收两船，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他们强烈要求日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犯罪主体，依法没收；在逃之“云阳九”必须交出，并应向本军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云南、四川的军阀们左一个电报，右一封函件发到能克武手里，要求熊克武放船放人。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资市根、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前来涪陵，面见贺龙。

    盛气凌人的日本领事质问贺龙，说：“你们这一无理行动，使宜阳九船主、领江和买办失踪，听说，已经被杀，应有谁来负责？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他们两个人。先生，你太不懂法律了，即使他们有罪，也应由日方处理，你不懂吗？先生。”

    贺龙用眼膘了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