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更不敢苟同。对此，贺龙这样说：

    “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政府，是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哪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能克武往来就少了。”

    贺龙还告诉熊克武，自民国五年讨伐袁世凯以来，我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这次不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

    熊克武说服不了贺龙，率扬子模等部离湘而去。谁知，他一到广东，便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囚禁于虎门。入粤的西南建国军或被缴械，或被收编、遣散，从此烟消云散。陆军上将汤子模亦被其部下罗瑾光打死。看来，贺龙确有几分先见之明。消息传来，贺龙叹息说：“熊镜公不明政局也。”

    不过，对于这位熊镜公，贺龙还是深记于心的。1950年，成都解放以后，贺龙专程登门拜访这位老上司。熊克武自广州被囚之后，一直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考虑到熊在西南的影响，派人拉他去台湾，遭熊严辞拒绝。这次。贺龙来访，熊克武惊喜交加，甚感意外。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甚为钦佩，热情邀请熊克武出来为人民服务。熊克武说：“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一再动员，希望他在建设新中国、新四川上出力，做一个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所动，接受了邀请。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极力推举熊克武。他说，熊锦公“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户”，“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尽自己一分力量”，建议委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来去广东，却也面临危险局面。赵恒惕调动湘军三个师开抵益阳，进逼常德，威胁律遭。强敌当前，是战，是和？是留？是撒？怎样抉择，关系到贺龙这个师的存亡。思之再三，贺龙认为：从当前情况看，战为下策。双方兵力悬殊，我处于劣势，战必败。求和备战，是为上策。他一面布置兵力，严密戒备，一面发表留湘通电，阐述留湘缘由。他说：

    “去岁追随熊镜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管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半载屯兵，毫无进展。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愈炽。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滂径，忧心如焚，不得已，勉循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贺龙是在告诉赵恒惕及全省各界人士，我本湘军，奉命援川，北伐未战，归还桑梓，此乃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也。为了使赵恒惕放心，贺龙又发了第二次通电，宣称：

    “自今日始，无论何人，倘有勾结奸人，以反抗我政府，扰害我人民者，即是香湘三千万人之公敌。”

    公开表明了支持省府当局态度。

    贺龙又派出参谋马忠岳赴长沙，疏通省议会，并请省府书记长官、桑植籍好友陈伯陶及湘西在长沙请名流鼎力相助。省会有不少政界要人与贺龙相识，主张接纳贺龙，并有人出面推荐贺龙任港州镇守使。这样，便给赵恒惕出了道难题：湘人还湘，无可指责；政要面子，难以驳回，况且，他的嫡系部队贺耀祖、刘(钅刑)、叶开差三个师，正在流水流域与老对头蔡矩献作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吃掉贺龙。赵恒惕权衡利弊，觉得从目前情况看，用灌水把贺龙围起来，不让其四处扩张，也算得上是一着棋，这样，既可以稳住贺龙，又能在湖南各界政要之中显示自己的辖达大度，以收买人心。于是，他顺水推舟，于4月15日，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时年二十九岁的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但是，老好巨滑的赵恒惕，对贺龙心存戒心。他指派一位叫熊贡卿的省议员作为省府代表，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个熊贡卿，到了1933年，乘红军处境窘迫之际，到湘鄂边说降，被贺龙处决。谁知，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竟成了贺龙的一大“罪状”，酿成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此乃后话。

    年轻的贺龙，穿过一条条夹缝，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历程之艰辛已见一斑。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历史阶段，贺龙饱尝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中的酸甜苦辣，但也显示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妙的策略手段。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奇特经历，将年青的贺龙锤炼成了政治上成熟的将领，可以在更大的暴风雨中搏击翱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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