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者。尽管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正像上文引用的邓在1987年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邓所寻求的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导的作用。邓在1992年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时，他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⑿在邓的总体思想中，经济现代化是一件主要关心的事情，但党的领导原则是更加重要的。与毛泽东观点和工作风格的明显差异产生了毛和邓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问题对邓的政治生涯来说，明显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邓有三十多年一直作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邓对他个人的忠诚。“文化大革命”后，甚至在毛还在世时，即使他俩的关系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俩早期的那种关系对于党中央其他许多的领导人来说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邓到了九十年代仍然还保持着对毛的忠诚。正像邓在1980年告诉奥埃娜·法拉奇那样：“……我们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⒀正像他在1989年5月所表示的那样，他仍然为在党内曾是一个“毛派”成员感到自豪。⒁毛和邓的政治关系可追溯到1933年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当时邓实质上是在党内冲突中替毛受了过。从那以后，毛对邓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别人无法察觉到的信任。在1938年邓被派往太行区。在1942年—1943年延安进行的旨在消除苏共影响和确立毛的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邓是所有在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的人。邓在毛的支持下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一直到1966年底前，尽管邓和毛之间在政策问题上有许多分歧，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的派系斗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传机构也没有对邓小平公开点名批判。
邓不仅与毛泽东的而且还有周恩来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他与党内的同事们所建立的关系，很明显是他的政治评传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关系之外，这本评传还突出了抗日战争期间邓在太行区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在太行区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邓在太行区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后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群体。
邓在太行区经验的许多原动力，来自以延安为中心的“模范”边区，不是来自华北其他边区的，特别是来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对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区临时和战时的状况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邓在1949年后制定的所有具体的政策起源于太行区。然而，太行区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问题不同于在延安遇到的那些问题，因此有时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决办法。太行区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战争的影响，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较大发展。为回答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把邓小平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少数派的权力、对党政分离及对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最广泛的民众支持的关心做了具体的阐述。
肯定，太行区对邓和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他对发展一二九师所做的贡献产生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研究，在他与军队领导人的关系方面，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驻在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至少使得他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期间领导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结下了密切的关系。
除了军队事务外，邓的那些来自以太行区的老同事老部下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人在共产党领导层内为邓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无与伦比的。
改 革 家
最后一个形象把邓小平描述为在发起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把他描述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确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邓小平领导了对各项政策和作法的抵制。还可以肯定1976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领导层时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确保了他后来成了最受欢迎的领导经济现代化运动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在1978年和其后执行的各项政策，是由集体领导所制定的，这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作为设法恢复“大跃进”的灾难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这些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参与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那些人们的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集体的胜利，而且也是邓本人的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时代各项政策和实践的起因进行研究，会对邓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角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在三中全会上所发起的改革的实质是要恢复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