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大部分党的文职干部在1949年前的那些年代中一直属于军队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对军队工作的参与当时和后来一直都超越了这一标准。他在解放军中建立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当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烦时他在军队中的良好群众基础不止一次地给他提供了帮助。他在军队中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军队生活，并且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与新结识的军队领导干部相处的很好。同时，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对原来一二九师、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部下，给他们在解放军中获得了重要职位。这一点，在五十年代中期军衔的分配工作中他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很重要的。此外，邓与他在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继续维持的关系，决不仅限于军队事务，这种关系逐渐在军队以外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西恩·派伊在讨论邓的政治风格过程中，着重探讨了邓政治行为中的传统因素。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邓由于长期受军队生活的熏陶，那么军队的文化很可能对邓后来的执政的方式带来了影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邓服从上级、领导下级。当他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他也期望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不管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
政 治 家
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1976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邓对中共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解释似乎完全与四十年代之后的解释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强调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的重要性，还有经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毛的观点中，把动员群众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而邓认为，中国的未来更应该依靠专家，他经常批判由政治动员所产生的那种“左倾冒进行为”。邓的看法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现代化，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动员她的人民和开发物质资源。有趣的是，邓的观点认为青年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1992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比一点也不差。⑨
邓认为党对权力垄断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向中共发动进攻，而且还要动摇中共的权力，当邓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的之后，便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正如邓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团的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党的领导。只要你们坚定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们将基本上是正确的”。⑩这可能是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经常讲的一句话。
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全社会的领导责无旁贷。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中共必须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职能的混淆就如同党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不严明一样，同样也会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邓认为，中共的力量是在于她的团结和与人民大众良好的关系，而这两者都是依赖党的教育和坚持党的准则。在任何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党内应该有讨论和争论，但是，一旦决定做出了，那么为了确保对全社会实施党的领导，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党的集体领导下达成高度的一致。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党内的教育——这是指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个人的思想，是从1949年之前开始的党的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有助于确保党内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统一。然而，邓又明确地、一贯地提出，为了确保党对社会的领导，体现出物质上的优越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共领导下的那些地区保护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在1949年之后又成了现代化的经济，正像邓在198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时所说的，也许是他在五十年代期间经常讲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⑾
由于邓强调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而进行机构改革，邓有时被国外描述为中国唯一的经济现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