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在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时，他被留下来，不久被捕，1934年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像毛的大多数家庭成员一样，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公众才知道了毛泽覃，1986年邓去了江西，建立了毛泽覃烈士纪念碑，并亲自为纪念碑题写碑名。⑥
军 事 家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中共确立了邓小平军事家的地位，确认邓为军事家并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不是因为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担任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在1938—1952年期间长期的军事生涯。在那时，邓一开始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后来，在抗日战争之后和解放战争中，又担任了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后来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电视剧、图书和电影中，特别描述了第二野战军1947年南下大别山区和1948—1949年的淮海战役的历史。⑦
可能由于邓和中共领导层重新改组人民解放军和使其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举措，使邓在八十年代中期作为军事家，得到了大家的公认。邓在领导层中要比别人能更好地解决军队的问题。如有必要的话，他还是解决中共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可能出现裂痕的最佳人选，邓不像在1929年去广西和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期间他所接触过的许多同事那样，他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例如，和他曾在广西一起工作过的张云逸、刘伯承；还有在淮海战役中指挥第三野战军的陈毅，他们都是职业军人而不是党的干部。然而，邓通过他的组织才干和政治谋略，最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承认。
特别是1989年后半年公布了邓为军事家，这样做也许还有出于当时政治原因的因素。中共的这个决定表明了党与军队本质上是统一的，党和军队的这种统一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一直存在着。
邓小平作为军事家，对他任何的军事背景或技能的描述，乍一看来似乎有点奇特。在太行区和刘伯承共事之前，他的军事经验是很有限的，并且也不太成功。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他最初没有参与军事事务，1929年和1930年百色和龙州的起义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起义遇到来自国民党的进攻和法国人的抵抗时，邓和他的部队便撤走了。红七军最终被迫撤到了广西，在撤退途中红七军的指挥官们被打散了，人员损失极其惨重。在长征途中，邓的角色似乎完全是一个政工干部。
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军事的原因，邓小平在1938年初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一二九师是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一个人所指挥的部队的基础上组建的。毛选择了邓是颇为得意的，首先是因为毛信任邓——由于邓在江西苏区的表现——其次，毛了解邓年轻能干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然而，在抗日战争中，邓的政治和组织才能变成了军事技巧，他在解放军中很快赢得了优秀指挥员和领导人的名声。
1937年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时（当时邓还没有去一二九师），只有6000人；但到了1940年，一二九师的人数已发展到了20万人。邓在军队中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变成了第二野战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军队依靠社会改革、民族主义或两者都有的口号，充分地发动起了农民。这些口号，无疑组成了邓的战略的一部分。邓所招募的新兵，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土地的农民，而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苦力和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战争难民（来自城市或农村的劳工）。有坚强性格、有正义感和作风坚决果断的邓小平，对这些人表现出了同志般的关怀，并为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四十年代，刘、邓领导的军队——开始是一二九师然后是第二野战军——在中共内获得了一个与其他共产党的部队完全不同的名声。刘、邓的军队主要由于他俩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一直是一支最团结的军队，这种上下一致的团结，正是刘、邓军队的力量所在。
邓在创建他和刘领导的军队的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使他在军队中获得了与刘同等的地位。在1947年，他们俩一起率领部队步行南下到大别山区，人们普遍认为这本来是一次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军事行动，他们没有保住他们的阵地，因为他们一直向前走，并且他们的前进几乎完全是靠突袭进行的。然而他们却为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原战场。邓小平在内战中，参与淮海战役的领导工作，这基本上是真实的。党中央授予淮海战役前线委员会行动的自主权，所有的命令，必须通过邓的批准才能生效，邓是毛所任命的前线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邓在1938年后，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角色，对他1949年后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处于党的军职干部和文职干部之间的邓小平，很快成了军事指挥员中的政工干部中的军事指挥员。高岗事件使他实实在在地扮演了这种角色。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仍然是他继续扮演的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