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降了职。
理所当然，始终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们，都应该彻底官复原职。这个程序在1979年仍在继续，当时不少“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形成了一股复职潮流，其中有邓以前的同事们——包括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和其他几个恢复中央委员的人。同时，彭真被重新任命，赵紫阳则是首次得以任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1980年2月，为刘少奇进行了身后平反，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四个政治局委员被撤销职务。然而，这并不是清除，只是降职，和邓重新强调的党内民主是一致的：既不威胁其生命，也不威胁其生活。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取代了华的国家总理职务；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四人帮”和那些仍然在世的林彪同党进行审判，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27)此时，华已经主动辞去了中共主席的职务，邓当时已经76岁了，以年龄大为理由拒绝出任主席一职，随之胡耀邦成为主席，不过邓的确是同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28)
邓的意思很清楚，想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尽管他大概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新的而是看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作风的一种再现。1980年1月，他建议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29)为了听取更广泛的意见，邓决定树立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比如，1980年他到四川视察，当他在风景名胜点停留时助手曾提出关闭峨眉山，邓拒绝了；他还拒绝了为他个人进行川剧表演的提议，他说，他完全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看演出。(30)根据同样的精神，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取消了中共主席这个专门为毛泽东设置的职位，代之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改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的政治改革计划和解决新领导班子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虽然批评了华国锋在毛死后的两年中犯了“左”的错误，也断然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但“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传统的重新解释，更能证实邓的远见卓识。(31)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对那些传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这些传统。
尽管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解释在1981年6月方被共产
党正式认可，但邓在此之前坚持不懈地论证这件事，已颇有一段时间，尤其他于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对他的政治改革态度最彻底的一次阐述。(32)事实上，在那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无论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政治改革这个主题，总是从对这次讲话的分析出发而展开讨论。(33)他强调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统化，领导班子恢复活力，重新建立党内民主，并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些都成为邓在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实际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着强烈的共鸣。
在邓看来，政府工作体系化对于鼓励经济现代化及保持党和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都有必要。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有效地分开，个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建立行政秩序。这些要求的产生基于他对三种倾向的批判，这三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特别严重，但也是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党逐步代替政府，邓第一次谈到这个倾向是于1940年初在太行山区时，虽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战时条件下。(34)
根据邓的观点，中共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统治：如果党代替了政府，那么两者都不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府等待共产党的干涉，而后者却负担过重。第二种倾向是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集中于中共的手里，而且集中在想垄断党、军队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几个特殊的个人手里，从而使政府个人化，也导致效能差。第三种与其有关的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种倾向：往往没有责任制和行政制度。(35)
邓要求中共领导班子恢复活力，无论是1980年还是以后都很强硬，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候邓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准备接受他曾给予别人的同样的建议。1980年给他中共主席这个职位时，他没有接受；1985年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退了下来；1989年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在1980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太多的领导要么是年纪太大、身体太差，要么是太没有经验以致于无法完成共和国所面临的经济现代化的新任务。他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除、而又刚刚恢复职务的那一代革命者们建议，尽可能早地退休，让位给年轻的一代。出于这个目的，也为了让这些老干部继续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邓在1982年提出暂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有效的二线机构。它在1989年逐渐酿成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这一阶段，邓也关心更长远的继任前景。他希望将来会更有条理地进行新老交替，为此他建议中共应该有培养计划，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