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79年及以后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的合并：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来越严重，在议事日程上重于和香港、台湾的关系；第二，总之这个时期，中央领导似乎更注重与台湾的关系，而对与香港的关系则不大感兴趣。⒆
尽管改革随着后来进一步的发展逐步远离集中的计划经济，但邓在1979年，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过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为广泛。虽然邓在经济学上没有陈云在行，但他总是把政府部门看成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在政治上，他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认为对共产党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表示疑问。⒇对于邓来说，民主是使共产党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据，而不是使共产党政府有可能通过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21)
邓对党的领导极为坚定，而一些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这成了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人们无疑已意识到闭关自守的政治就要结束，而民主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活跃起来。如上所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背景是邓小平坚持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政治定论平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事实上也基本是舆论宣传所促成的这个决定）表示致意，近乎激进地声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动。
“这次规模空前的运动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不属于‘四人帮’，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4月份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谁组织的？是人民。是谁指挥的？是人民”。(22)
这篇社论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引发了进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游行，而不管“民主”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头集会场所，来讨论民主，事实上总的来说也就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出现的民主运动是受邓本人的鼓励。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3)
那些参加民主运动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诚的在野分子，认为他们是赞成提倡民主的，因为“民主”的确是三中全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也有一两个示威者和贴大字报的人矛头直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甚至邓小平本人。
邓给新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定义时的反应极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论工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邓提出了用来判断良好政治表现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4)任何违背这四项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遗留问题”
除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以外，中共领导在三中全会之后还要面临如邓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25)中共必须决定怎样处理在押的“四人帮”，正如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应怎样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这些问题必然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们的未来命运有关。尽管他们至少对逮捕“四人帮”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却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而进入领导班子，从而在政治上获益的。
对中共历史的重新评价虽然在三中全会上通过，但贯彻起来却不大顺利。比如关于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地位的问题，在细节上有待讨论，但在平反问题上很快就得到通过。刘的遗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1979年2月的春节联欢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然而，重新评价也牵扯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还会和“四人帮”的最终处理有关。邓强调为了支持现代化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
对“四人帮”、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审判由于讨论更广泛的问题而延迟了。邓总是希望共产党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清楚地区别开来，后者是1949年以前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也希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在1958年之后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不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全部推给“四人帮”，再把毛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也推卸掉，而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方才上台，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毛也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一定的责任，而且认为毛在1958年后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本身，那么毛后来的一切行为都值得怀疑，华国锋也跑不了。
按照邓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全盘否定了。八十年代由胡乔木牵头的一个小组在邓和胡耀邦的指导下起草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多次传阅讨论，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最后通过。(26)此时，华国锋及其他与之有牵连的中央领导人——著名的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认命，有的自动下了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