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于他，拥护他当领袖；其他人则把邓看作是继毛之后的“顺其自然”的领袖。因为邓和毛的长期关系、邓的绝对忠诚均是在他们所参加过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时，邓有几十年的组织和政治关系，这使他能够并且做到了把群众动员起来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时及1973年复职担任副总理时的工作一样。另外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周恩来以前的支持者和保护对象，而且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区和第二野战军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关系。
事实上也是当时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所在，使中国的政治不能轻易地摆脱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自从华国锋I975年底由于邓被解除职务而成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以来，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邓的复职必须要和华国锋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另一个问题是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应持多大的否定态度。同时领导层中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某种方式混进来的。即使他们愿意站出来反对“四人帮”，但也并不一定愿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即使否定大部分也不愿意。
当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0日被确定为党中央的主席
之后，邓马上写信给华，恳求允许他重新回去工作。(21)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以及1972年在毛面前曾为邓极力疏通身为副总理的王震都强烈恳求邓回来工作。华国锋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来拖延，因为会议的结果无疑是这些压力将导致邓复职的决议。而对这次政治行为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华想巩固他自己的极为脆弱的政治地位。另一个较为宽厚的解释就是在党当时处于发展中的困难时期，华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最大限度的团结。(22)
一种试图通过官方媒介建立对华的个人崇拜运动展开了。毛于4月30日把华作为他的接班人而进行了官方任命——据报道当时毛曾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新闻界对这些情况作了广泛的宣传。1977年1月，基于和毛的这层关系，华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用以加强他的合法地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了“两报一刊”社论，登载在2月7日的报纸上。社论吹捧了现在称之为“两个凡是”的立场的许多优点。这些人虽然不是“四人帮”时的同伙，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上来的。
然而，潮流的趋势很快转向反对华，其主要原因是毛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另外，华需要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使粉碎“四人帮”合法化从而达到确定他自己地位的目的。而且，邓可能对毛的政策决定和指示比当时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多。于是邓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而发起了运动，虽然针对性是间接的。根据共产党公认的历史，邓开始详细讨论他的同志们的观点，发现他们非常支持他本人不相信“两个凡是”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法这一理论。(23)
3月，中央工作会议热烈恳求邓复职，同意他恢复1975年底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由华国锋来决定。4月，邓和华还有叶剑英交换了意见，交谈中邓又一次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不要使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不要教条地对待它、而要把它作为一套更具灵活性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性。(24)这样就商定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会议确定邓需返回的政界和确定华的中共主席的地位。但对华来说这却是一场空欢喜。
邓的复职从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在那次会议上，他立即针对毛泽东思想基本认识论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总的来说，他不理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而是对“四人帮”和林彪进行痛斥，并且用毛为在延安的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来做为他的论据。(25)
很快，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场争议。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通过断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来为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名。此外，通过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他强调了毛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的正确性。对比之下，邓却强调继续发扬党的传统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邓的断言与华恰恰相反。(26)事实上，到这年年底，随着军队现代化机制的引进，邓已经在开始实施至少从1975年以来就在蕴酿的计划事。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初，当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进行。随着毛的去世，在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如当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所出现的那样。然而，这次是那些在1967—1968年间被解除职务的人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