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代表团去过法国。紧接着又发起了一次以反对“右倾翻案风”为高度明确目标的政治运动：简言之就是针对邓小平以及他的要求、想让共产党修改它近来的历史及现行政策。
长期保护邓小平的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邓的特殊问题也就很快到了严重关头。邓明智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极其危险，至少不久的将来会如此。他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发言不像以前那样联系当前的情况，而是几乎机械呆板地一味追述周的革命功绩，关于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他只特别提到了周公认的两个方面：外事工作和对毛主席的支持。⒁
在某个阶段，毛曾明显地赞成对邓不仅解除职务而且点名批评。⒂邓作为毛和周接班人的位置被华国锋正式占去。华曾是一名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方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上来。1976年1月，当周恩来逝世时，他被任命当代总理负责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想让邓靠边站的这着棋走得乱了套，阻力不久变得十分明朗。然而，对邓偏激的攻击进行时，邓推行政策与纪念周恩来的活动都在同时继续。
3月28日，上海的“文汇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周恩来和邓分别批为党内妄图复辟的走资派和党内被打倒的至今仍不悔改的走资派。江苏的省会南京对《文汇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反应极其强烈，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来反对亵渎对周恩来的纪念、邓和四个现代化。⒃几天之后，南京事件的新闻传到北京，于是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也是扫墓的节目，是中国人传统上对死者表示敬意的节日，这就为组织游行纪念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进而扩大为支持邓小平、反对不得人心的“四人帮”。4月4日，人们举着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带着表明对周和江青政治观点的诗词簇拥到地处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4月4日傍晚，地方安全部队清除了这些花圈和诗词。4月5日，群众对此反应极具敌对性，迅速聚集起来的人群怒不可遏，矛头直指那些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国家的镇压部队。广场东南边的公安局被人放了火。傍晚时分已有好几处地方不堪入目，后来动用了武力才驱散了人群。北京市市长吴德在公安部部长（也是代总理）华国锋及附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警卫队队长汪东兴的帮助下，调来了公安部队来处理这项事端，他们都是政治局要员。
1976年4月6日、7日，在中共中来政治局的会议上把
这次示威游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应对此负责；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⒄但邓被新闻媒介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党内走资派”等术语攻击达数日。1975年准备的三篇重要报告也被继续斥为“三株毒草”。同时，其他与邓长期密切交往的老干部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被迫离职，其中著名的有两位他以前的桥牌老搭档胡耀邦和万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
尽管官方媒介可能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对待邓，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受罪。有些人马上为他提供了保护，认为毛操纵的局势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叶剑英。叶是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资历较深的委员，还是国防部部长。1973年邓复职后不久，他就对邓明确表示他支持变革、反对“四人帮”。叶能通过他的和邓的一些个人关系来提供保护。叶是广东人，和他家乡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也是如此。⒅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时是邓的部下。
当时中国的政界明显地极不稳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帮”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加紧巩固他们的职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也没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继任的问题——在人和政策两方面——终于必须解决了。“四人帮”尽管野心很大，但他们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却疏忽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赞助和党内支持。其结果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基础几乎就剩下与毛泽东的关系了。在毛逝世后的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分别碰了头，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逮捕了“四人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主席。⒆
尽管邓当时已正式退出领导班子，但他的地位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从毛泽东逝世那一刻起，邓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领导人；从逮捕“四人帮”时起，邓就成了待任命的领导人。他政治势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精确地说也可能就是“四人帮”曾试图要求承认的——华国锋不久也要试图要求承认的——那种合法性。他们都是通过与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他们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的地位来要求的。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领导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时间上超过了任何支持“四人帮”的人，甚至超过支持华国锋的那些人。⒇那些曾经是毛的追随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