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中共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些职位上他能够在周的指导下多做一些工作来制定他认为是必要的新的政策。尽管他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还能有几个“文化大革命”前的同事积极地帮助他——著名的有胡耀邦。邓绝妙的一着是使一些干部官复原职（如胡乔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官员），组成新的联合体来工作。在这些人的合作下，如同六十年代初一样，中央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邓和周的新政策是从周恩来1975年1月提交给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启发的，被人们称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报告是邓主持起草的。在报告中周谈到了他于1964年在毛的支持下曾提到的一个大体想法，那就是在本世纪末使中国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全面实现现代化。邓在1975年组织了一系列会议来讨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方法，起草了一系列文献，其中有三个文件涉及到经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问题。这三个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后来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毒草”。
邓本人就军队、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发表了讲话。他的意见的实质就是几乎完全否定毛的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和“文化大革命”。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对工人和农民提供物质刺激从而鼓励他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不是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热情。邓还论证了中国应该放弃自我封闭的经济政策，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建议共和国应该出口原材料，如煤和石油，还有批量生产的化学产品（主要是煤的副产品）以便进口高级、高精密性、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加速我们工业的技术改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的军队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情”的问题。这对邓开展工作来说，可谓逆水行舟，困难极大。而实现邓所表明的愿望则困难更大：经济生产中的质量和渐进应代替数量和速度。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
邓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决不限于经济发展这方面。他再次重申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因为他认为这些方面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威胁和破坏。他以抨击林彪为名实际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对毛主席语录力量的依赖性。他的论点主要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化为几条语录，他不同意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解释。这纯粹是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共产党脱离实纶、脱离群众。⑾以他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思想必须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提到毛过去对“实事求是”必要性的评论，后来1978年才提出。
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样，邓根据党在四十年代初所制定的原则提倡整党。事实上，他多次特别提到党从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和作风。据邓所说，共产党最近已经忽略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实行自我批评”。结果是共产党变成了具有派性的政党，缺乏合适的党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
很明显，这些评论并不打算讨论党内反邓派的观点，然而，在1975年，他进一步要求对那些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清除的人的案子进行重新审查，这对那些当时由于这些事件才爬上现在领导职位的人来说构成了直接威胁，也最终为他在1975年1月再次受到批判和后来1976年再次被免职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至少是一个借口。⑿
整个1975年，中央领导内部的激进分子都试图牵制邓。三四月份，姚文元和张春桥对邓的政策理论发起攻击，声称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邓建议应该有一套刺激机制来促进生产，竟被说成是逐渐削弱社会主义并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开端。⒀尽管没有点名，但邓和周均被划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
这一年的后期，邓成为更明确的讽喻批判对象，这个讽喻当时成了头版新闻。缺乏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特别是在毛支配中国政治的时代，意味着当时的政治辩论往往借以对历史或古典文学的重新解释而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焦点是在著名的《水浒传》和它的主人公之一宋江身上。宋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个反叛者但最终还是为皇帝服务的。1975年后期开始的辩论就是关于是否应该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向统治阶级投降的宋江。报纸上用宋江来影射邓小平，说他向资本主义投降而应受抨击。
1975年的大部分时候，邓似乎能为他的行为而取得毛的赞同。可是，当邓加紧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也就越来越引起毛的关注，尤其是当邓提出那些当时受批判的人的案子应该重新审查时，或至少当这件事引起毛的特别注意时，在11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邓兼任的职务除外事方面均被解除——外事方面他曾负责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并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