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他战役中都曾并肩作战。毛先对陈夫人称赞了陈毅一番，然后就谈到邓的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是能够和平解决的。周恩来当时也在场，于是他促使人们把这个消息传出来，据说当时曾把这件事作为使邓尽快恢复职务的一部分疏通活动而广泛宣传。⑤
1972年8月，邓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请求恢复工作。1973年3月初，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把邓从江西召回来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后邓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是在一次官方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上，一开始他几乎没有引起西方新闻界的注意，这与他在“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在非正式公开场合露面时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3月底他返回北京后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空余时间，便决定去观看地方队与来访的外国队之间的足球比赛。当他被群众认出来时，大家热烈欢呼起来，持续了好长时间，直至他起身向人们表示感谢，鼓掌欢迎才停了下来。⑥
“四个现代化”
人们对1973年邓的官复原职及平反有好几种解释。“文化大革命”前这一代的中共领导班子中有很多领导人在1967—1968年期间被清除，要在短时间内充足数量的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干部来取代他们是很困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促进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邓被平反的同时，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和受批判的领导人也得到了平反，并被积极起用，其中包括另外两个和邓一样也被认可是从1949年以前就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人：陈云和谭震林。林彪的死和继而把他的死党清除出共产党和解放军，这些也许使毛觉得新领导班子不平衡，他希望江青比较激进的努力和周恩来比较稳健的影响能够折衷一下。⑦
周恩来当时也许觉得，邓将会是领导班子内反对教条和激进主义的一个同盟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解释可能都有几分根据。另外，领导班子内部普遍对邓都有好感，这种看法似乎也有道理。尽管邓和他的伙伴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清除，但对1966—1968年领导人变化的一种历史嘲弄，却是大批的邓以前的战友和部下——来自太行山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特别是那些有军事编制的岗位，如同七十年代初许多甚至地方上的岗位都是军事编制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第四野战军的林彪攻击彭德怀和贺龙有关的野战军集团而造成的变革（贺龙也是林彪的死敌之一）。⑧就因为第二野战军军官大大多于第四野战军，所以前者经常得以委任去填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空白。⑨到1971年林彪集团被清除出领导层之后，这个不协调的比例仍在进一步扩大。
当然，这种忠诚的纽带并不是一种对政治和派别活动专用的或特别准确的预测器。邓小平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早期太行山区的部下，包括李雪峰、谢富治和纪登奎，还有许多后来支持他的改革规划的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⑩而闻名。然而，到1973年初时政治局只剩下16名活跃的委员，其中就有6名是邓在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区的战友或部下：——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苏振华、纪登奎和李德生。第七位陈永贵，是来自大寨的农民领导人，当时也在政治局，但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和邓有什么特别的个人或组织上的交往。
邓被任命为副总理，这使他和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激进分子发生了直接冲突。江青和她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由于和毛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崛起而得到合法的领导职位。于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他们1976年10月被捕，这期间他们一直在猛烈地发起各种运动来保护他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如用革命委员会代替人民政府；鼓励“开门办学”（在工作中学习）而不鼓励技术训练；积极肯定工、农、兵的社会、教育和经济作用。邓在中共历史上一直是支持群众的，强调不要脱离群众，但是他反对在动员群众中的过火行动。
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也就是邓小平复职后不久，“四人帮”无疑对邓和周恩来再次合作的前景深感忧虑，因此打着批判已故林彪的幌子来含沙射影地攻击他们二人。当邓在1973年底又一次被任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任职时（他曾在8月与其他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受害者一起被选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四人帮”的攻击更加剧了，而且一直持续了三年。在后来的几年中，毛在中共十大之后身体越来越虚弱，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尽管邓已经年纪很大了，但仍被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邓在1974年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联合国就毛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发表了讲话。
1974年底，由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和“四人帮”的关系越来越糟。周的病情十分严重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里。邓代替周负责共产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