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邓，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着毫不奇怪。(27)
邓在1978年的地位非常稳定，他能出访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制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种安排（1974—1975年他曾负责谈判）；出台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这实际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对着干的。同时，他继续建立他的改革联合体，这时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重新改写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28)文章从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毛在延安的口号“实事求是”中得到启发，实质上它论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提供的观点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语录的文字本身，“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9)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的高级和有影响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罗瑞卿（就在他8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30)1977年，曾要让邓承认他所犯过的错误。到1978年底，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支持“两个凡是”的人所犯的错误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它之前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高潮来临。这两次会议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共持续了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会议，越南边境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中美宣布两国将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事件引发的“民主运动”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展起来。
此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当然也可以说它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改革时代的开始。会议决定把经济现代化提到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来；通过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为许多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翻案，包括邓以前的亲密战友陶铸和彭德怀，还有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恢复党的民主；分散农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初步评价后，还要进行比较彻底的评价。会议批准了中共北京市委在11月中旬所作出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事件。(31)
尽管三中全会的结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示出来，但实际上华国锋还是在保持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地位的这场战斗中输给了邓，不论后者正式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前者均是满盘皆输。邓曾在六十年代初支持的和七十年代中期再次支持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在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了，曾经一起合作共绘蓝图的那班子人马现在又一起控制着共产党和经济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邓一直不厌其烦提倡的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政策，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对于邓来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把他的远见付诸实践的真正挑战还远未到来。
注释——
①刘萍萍、刘园园、刘婷婷《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②沃尔夫冈·巴克：《传记辞典与中共领导层的分析（1922—1988年）》穆切恩，K·G·索亚出版公司，1990年，参见429页。
③林青山《风云十年与邓小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208页。
④这段时期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他的女儿邓榕（毛毛）曾写过《在江苏的日子里》载于《人民日报》1984．8．22第三版。这个记载也出现在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第一卷第91页。第二个来源是邱直卓《邓小平在1969—1972》，载于《华人世界》第一期，1988。第三个来源是林青山《风云十年与邓小平》。
⑤高文谦《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艰苦而辉煌的最后岁月》，载于《人民日报》1986．1．5。
⑥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43页。
⑦大卫·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传略，1949—1978年》载于《英国政治学杂志》第10卷第1章第39页，1980年1月。
⑧《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7页。
⑨W·怀特森：《中共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载于《中国季刊》第37期第1页；W·帕里斯：《中国军事政治中的派系》载于《中国季刊》第56期第667页。
⑩此处“激进分子”指的是政治联系而不见得是思想意识的态衷。参见：纪登奎《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第3页；《中国法律与政府》第5卷第3—4期，第31页；起诉书载于《中国历史上的大审判》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年。
⑾《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9页。
⑿中共中央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