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需要民主和经济实力，社会主义只能靠“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这句话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989年官方发表的权威的该报告的译文中被删去了。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对邓小平的讲话不会引起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引用毛泽东的话“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结束了他的报告。接着邓小平又说：“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25)
邓小平在太行区的工作经历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观念，毫无疑问，同时也在他的周围成长了一批贯彻他的这些思想并在今后更广的范围内实践他这些思想的干部。曾在太行区作邓小平的同事或部下的一些人构成了1949年后中共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1949——1989年间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87人中，有17人在1938——1945年间曾在一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或其辖区的机构中工作过。与之相比，有16人是来自1937——1945年的延安根据地的。
在1949年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些曾在抗战中在太行区机关工作过的人中，不仅有邓小平和刘伯承，而且还有薄一波、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李雪峰、刘华清、秦基伟、宋任穷、苏振华、谢富治、许世友、徐向前、杨白冰、杨得志、赵紫阳和万里。这还不包括那些曾在太行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过的那些人，除了像朱德和彭德怀与这样一些名人，他们的大部时间很少参与当地的事情之外，还有杨尚昆与晋冀鲁豫的工作密切相联。
除了那些在抗战期间在太行区工作过的人在1949年之后进入政治局成了显赫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成为军队的领导人，他们是：李达（国防部副部长和解放军的副参谋长）、杨白冰（中央军委秘书长）和陈再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包括：安子文（中组部长）；王任重和黄镇（他们分别担任过中宣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戎子和（财政部副部长）；段君毅和滕代远（分别担任过铁道部长）。还有杨秀峰（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1949年后任高教部部长）。此外还有一批人担任了省一级的高级官员，他们是黄欧东（辽宁）、李大章（四川）、刘建勋（广西和河南）、张国华（西藏）和赵建民（山东）。
邓在太行区共事的许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薄一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过太岳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又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在五十年代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对毛泽东经济发展的思想不太热情(26)。在六十年代初曾和邓合作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个是赵紫阳，他和邓小平初次相识是在1938年，当时赵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党支部书记(27)。
据一些消息报导说：胡耀邦（邓可能是在1937年在延安认识他的，当时胡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邓的另一位得力助手。在1942——1945年间，胡在太岳根据地邓的领导下担任政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胡耀邦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工作，后来又到了军队，在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工作，后来又在邓领导下的四川工作，胡在抗战的整个期间是在延安度过的，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组织部部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经常密切地与包括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内的各根据地的司令官打交道。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肯定是很密切的。1938年胡耀邦介绍邓小平未来的妻子卓琳加入共产党，在1949年期间和之后在西南区邓的手下供职；五十年代在邓的领导下任共青团书记(28)。
解放战争
在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在晋翼鲁豫边区的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在邯郸建立了边区首府。一二九师已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久被改编成中原野战军，后来又改编成第二野战军，在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刘邓大军是能够在山东和河南战役中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但是，如果国民党军队为了消灭共产党向北和向东进军的话，刘邓大军由于所处的战略位置，将肯定是首先被攻击的目标。蒋介石确实把军队调进陕北（试图消灭毛泽东和驻在那里的共产党部队），同时又调军队到河南和山东包围刘邓的军队，这后一个军事行动被称为“哑铃战略”(29)。刘邓早就准备向南进军了，在五、六月份通过侦察得到有利的情报之后，起初计划在8月底执行南进的计划(30)，当得知毛泽东在陕北受到攻击，也许意识到需要采取某种解救行动而不是坐守待毙时，在1947年7月为出敌意外，争取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毅然决定主力提前南进（使国民党感到很吃惊），目标是到达大别山区，这里曾是革命老根据点，有游击队坚持斗争，解放军容易立足生根。只要解放军占据了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据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