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中原，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陕北的部队回援，这正好达到了刘邓解救陕北的战略目的。
尽管这次行动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差点儿没有成功。由于道路泥泞，充满了沼泽，因此行军极其困难，经过20天500公里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的追堵截击，克服了重重困难，刘邓大军先敌进入了大别山区，对于全军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特别是由于这次行动只有进路没有退路，因此，这带有某种赌注色彩。在汝河渡口进行的一场防御战，由于刘邓的军队处于敌人的炮火射击之内，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这次战略行动最终获得成功，应归功于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不仅亲自领导了这次行军，并且大部分情况下和士兵一起步行，而且不断地鼓励疲惫不堪的部队，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建大功，立大业(31)。
第二野战军对大别山区的占领，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影响。在此他们能够恢复和重建新的根据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原计划进攻其它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使得共产党后来能够利用其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南方发动一场对推翻国民党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战役就是淮海战役，对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该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进行的。邓小平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次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
在华东地区的活动使邓与陈毅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实际上当邓和陈毅一起在1948年11月攻占郑州时，邓和刘伯承是第一次长期分开。1948年11月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邓的第二野战军开始了淮海战役，这场战役经常被军事历史学家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阵地战之一，该战役从1948年11月开始到1949年1月结束，共产党共歼灭了50万国民党军队。
随着共产党在东北战场的胜利和北京国民党部队的投降，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1949年接受了全国政权。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当时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横渡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和周围的一些省，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离开大陆退到台湾。无可置疑，邓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政委的角色使邓进入了指挥员的班子中，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从抗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四年过程中，邓所写的著作，便可知邓在军事策划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任何需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就像1947年挺进大别山期间，邓参与了大量的军事行动(32)。
肯定是1947年底，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成员已在刘邓之间选定了邓小平作为他们的最高领导人。这并不是刘邓两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实际上他俩从1938年开始相处以来就很合得来，而且建立了永恒的友谊。然而，仅靠刘个人的支持，对邓的未来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邓在军界和政界的领导层中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重返大西南
1949年10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庆典之后，他们率领第二野战军开始了向大西南的进军。大西南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还有西藏。这次与来自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的一部分联合进行的军事行动，将使共产党在大陆取得彻底的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在1949年底，挺进大西南取得了胜利，对邓小平个人而言，这意味着自1920年他离家以来第一次和家人团聚。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区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现在他的职位正式超过了刘伯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中，特别是到1952年底，为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重建，政治活动与行政管理都是在军队的控制下按地区划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像中国其它五个地区的军政委员会一样，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保持政治稳定和巩固共产党的地位，直到1952年，地区性的军政委员会负责控制该地区所有地方和军队的事务，这是一种军事的控制。
邓小平的组织才能与政治远见，在这些年中也得到了许多展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邓小平传中说道：“邓小平在这段期间帮助毛泽东发展形成了他的三线计划——为预防外部的威胁，把中国的经济设在内地的一系列建设项目(33)。从政治上对邓的信任来考虑，哈里森的这种说法是可能的，然而如果邓在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仍在西南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可成立的(34)。总之，邓肯定是积极地鼓励所有主要工程的建设——其中一项著名的项目就是成渝铁路的建设，并积极地支持经济的重建。
西南军政委员会面临着三项特殊的任务。由于西南是解放军征服的最后一个地区，被打败的其它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都退到这个地区，这些残余部队有的被迫投降了，有的变成了土匪。另外，西南还留下大约两百万旧人员，这些人包括从中国其它地区逃来的国民党士兵和前政府官员。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地把这些人分散开，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以此稳住他们，打消他们从事土匪活动的念头。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