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仍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啊⒁。然而，在晋冀鲁豫共产党面对日军轮番的进攻最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在日军强大压力下太行根据地的力量还得到了发展壮大，这些成就应归功于邓小平的政治组织才能。
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是由邓小平担任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央北方局的任务。从事这个任务包括了与北方局代表杨尚昆的紧密合作。邓小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对太行区进行了考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说邓小平曾多次遇到危险，刘伯承是怎样地为邓小平的安全而担忧，总是要求把邓在外的情况定期向他汇报。现在甚至考虑到为他作为终身的最高领导人写偶像化的传记，可见邓在根据地发展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⒂。
然而根据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太行根据地是四个根据地当中最牢靠的一个，但在1941——1943年中也受到重创⒃。在冀南和冀鲁豫地区，地缘政治对共产党不利⒄。华北的日军一加强了它的军事力量，共产党就立刻转入地下，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毫不夸张的，日军和共产党经常是共同占有同一个村子，共产党处于暗处，受一种地道系统的保护。在四十年代初由于干旱和蝗虫等自然灾害对边区的打击，无疑使情况更惨了⒅。
邓小平发展边区的策略对三种不同典型的人采取分别不同的办法，第一类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军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对这类人邓希望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1940年通过当地的停战实现了这一目标⒆。第二类是传统的地主统治阶级及其追随着，对这类人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各种形式来争取他们。第三类是农民，邓希望通过经济上保持他们的稳定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赢得他们的支持⒇。同时，邓采取措施确保共产党游击队和八路军家属及烈属能得到特殊的照顾和优待。
邓小平把某一边区政府的经验引入晋冀鲁豫是很积极的，他学习了紧接太行山脉以北地区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在1940年初由于日军加强对根据地扫荡，根据地之间的合作不能进行，邓小平建议边区政府的召开一个参议会议，这个会议不由共产党主持包办，广泛吸收爱国民主人士，赢得爱国民主人士最大限度的支持，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21)。
此外，这个参议会在邓小平看来仅仅是“临时的”会议，这不是因为它是战时的会议，也不是因为它在困难情况下要简化一些手续，而是因为要使其成为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真正的参议会。
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所提出的政策不是要创造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特别是抗战中期在日军经济和军事封锁并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些经济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使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些政策与“文革”后的经济政策极其相似，截止1942年底，尽管太行行政区需要进口些火柴，但是它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本地人民的需要，并且还能出口一些自己制造的简单的商品。边区政府有自己的管理严密的信贷货币系统，由翼南银行发行了纸币，曾建立了自己税收体制。1943年税收几乎下降了五分之一，如果考虑到当地老百姓当时面临着蝗灾饥荒和其它困难，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并非是国库财力的减少。
在税收制度中，与邓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类似的一个有趣方面是：个体经营者按照他们前几年平均生产值纳税，剩余的部分全归他们自己。另一个与后来的改革相类似的是邓所推广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通过签定一个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给个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余部分都归生产者所有(22)。总之，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邓小平巧妙地明确表达了对反对资本主义作法的全面否定。邓认为：共产党在本质上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不管在哪种社会中，都应该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1943年9月21日在一二九师生产会议上报告中讲的：“建立赏罚制度……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不高。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个工作做好”(23)。
邓还说：“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对富农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24)
邓小平1943年7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文章，不仅是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略宗旨的典范——强调了经济生产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还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今后总的思想的发展，也是他的经济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社会的变革只能是渐进的，而且要在变革的过程中告诉人民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才会给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带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