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猜忌日深（3）
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曲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三桂命千总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刘献延：《广阳杂记》，卷4，178~179页。查如龙写血书，与三桂本无关系，但他使朝廷感到三桂的存在，总是一个祸根，因此疑忌更深。
尽管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朝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明显。过去，凡三桂题请，兵部、吏部直至皇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三桂题补各官，多不批准。此时，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炤应”，使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王应当想个自全之计。”《平吴录》，4页。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
圣祖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示：“王久镇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倚毗方殷。览奏，知两目昏瞀，精力日销，皆因事繁过瘁，深轸朕怀。云贵两省事务，应作何管理，著该部（指吏部）议奏。”《清圣祖实录》，卷22，10页。
刚亲政的康熙已作出明确的决断，原则上表示同意三桂的请求，他所要求吏部的，是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如何管理两省事务，要拿出具体方案。
圣祖批示十二天后，五月三十日，吏部很快议定：“应将该藩（指三桂）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两省）督、抚管理，其大小官，亦照各省例，臣部（吏部）题授。”圣祖当即批准。《清圣祖实录》，卷22，11页。
到康熙六年，三桂已满55岁，论年龄还没到昏昏然的程度。数年后，他起兵叛乱，精神抖擞，满有劲头，与此时的他判若两人。显见，他说“两目昏瞀”，精力衰减不是心里话。圣祖和廷臣就来个顺水推舟，在对三桂的赞扬声中，批准了他的请求，趁机又把他的选任大小官员权收回吏部。三桂一看朝廷一意收他的权，干脆把选任武官的权也上缴。朝廷也不谦让，又一并收回。
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
一向热衷权力的吴三桂，一旦失去权力，心中怏怏不乐。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方光琛等人着急地说：“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久历朝事的三桂何尝不明白！可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沉默，闷闷不语罢了。《平吴录》，4页。
到九月底，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三桂功劳，要求朝廷仍命三桂总管云贵事务。《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本来，朝廷把三桂所掌管的权力归还云贵总督、巡抚、提督等文武将官，照理，他们应高兴，可是，他们却一反常理，居然不肯接受应得的权利，宁愿给三桂。三桂对此如何想，没有材料予以证明。但从他们跟三桂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卞三元等人的举动是得到三桂的默认和鼓励的。朝廷既然把三桂总管权收回，怎么可能又还给他！皇帝已做出的决定，一般来说，做臣子的是不敢再另有要求的。卞三元等人的疏言有忤皇帝意旨，按说轻则受申斥，重则要丢官！出乎意料的是，圣祖没有动怒，特作解释：“该藩以精力日为销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圣祖的口气相当平和，丝毫也没有责备之意，解释也颇合情理，主要还是从爱护和关怀三桂出发，才批准了他的请求的。圣祖还采取灵活的变通办法，如遇有军事，仍由三桂“料理”，这等于授予三桂临时用兵的权力。圣祖很明智，因为他没有必要，至少在此刻无须激化和加剧矛盾，使三桂与朝廷离心离德，这不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圣祖的一番温言细语，卞三元等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桂自请辞总管等权，朝廷迅速照准，实际是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也担心引起三桂的怀疑，便马上进行安抚。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提升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为显示皇恩浩荡，一视同仁，同时还提升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